利世民聲音專欄

AI 令製片成本大跌，一條二十分鐘的影片，一兩百美元就做得到。既然如此，倫敦私募基金Electrify 為何仍要入股科普頻道 Veritasium？資本收購 YouTube 頻道，買的究竟是觀眾、內容，還是創辦人？ 問：買下頻道，是否就等於買下兩千萬訂閱？ 答：這是美麗誤會。YouTube 每日新上載影片超過兩千萬條，早在 2018 年，YouTube已表示七成以上觀看來自推薦系統。訂閱不保證有人看；影片能否被看到，靠標題、縮圖、頭一分鐘講稿這套發行功夫。 懂得由構思題目、research、拍攝，到在社交媒體宣傳的人，就算不自己創業，外面亦有大把機會。但流程可以學，亦可以互相抄襲，AI 更令它公式化，人人用得到。可以抄的東西，不值得付大價錢去買。 問：那麼今天最稀缺的是甚麼？ 答：判斷。製作過程可以抄，但製作甚麼、甚麼才算好題目、甚麼影片有趣新穎，抄不到。社會一直靠一班人代為選擇，以前叫媒體人，今天叫 KOL。 問：AI已經可以回答問題，為何仍有人聽 KOL？ 答：Google 推出 AI Mode 之後，不少網站流量大跌，最大 KOL 其實就是 AI。但仍有不少人寧願從 KOL 口中獲取資訊，因為做內容的人提供的不只是資訊，還有資訊以外的價值。 問：創辦人是頻道最大資產，為何資本反而要把他抽離？ 答：創辦人是整條片主角，亦是整個生產流程最大障礙。有了資本，新嘗試固然要做，但更重要是令生意不再需要創辦人親身參與每個環節。Derek Muller 去年聖誕前已表示，往後會少出鏡，甚至不出鏡。 問：失去明星，生意會否崩潰？ 答：中國直播電商東方甄選是一個例子。2024 年七月明星主持董宇輝離開，之後一年收入跌了 33%；公司沒有再找明星，而是把資源投入開發新產品、增加直播觀眾、拉長直播時間，寧願要量。今年四月，四名主持兩日內相繼離職，其中兩人是明星級元老，衝擊已遠不如前。經營網絡媒體生意，最重要的不是主持明星，而是生產流程。 問：AI 可以大量生成主播和內容，創作者還有空間嗎？ 答：Kapwing 的調查發現，YouTube 短片頭五百條至少五分之一由 AI 生成；平台已盡量為這類內容加上標籤，派送亦受影響。但AI內容成本太低，即使點擊率低，仍會氾濫市場，搶走觀眾時間。更有人把別人影片的 transcript 交給AI改寫，跟某個 formula 重新包裝，很快就照抄出另一條片。去到最後，還是要看 KOL 本人能否講出一個動聽故事。 問：創作者真正的護城河是甚麼？ 答：定位，以及按定位兌現所累積的信任。「提供最好內容」不是定位；定位一定要做的事獨特，並說得出回應甚麼需要，例如「用三分鐘掌握每日最必須知道的財經新聞」。 Veritasium 的定位，是告訴觀眾一直以為知道的科學概念原來是錯，或比想像中複雜；這種信任，要很長時間才建立得到。 問：影片真的能教育人嗎？ 答：未必能根本改變大家學習科學的態度，但比起只靠閱讀和上學，影片可以接觸更多人，把更多資訊變成每個人用得到的知識。問「二加二為何等於四」，YouTube 上有很多影片，但如果由 Derek 拍，我會選擇點進去看。時間太少，觀眾要學做精明的消費者。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有人說歐洲正在「斯坦化」。 2025年，英格蘭及威爾斯最多男嬰取名Muhammad；但其實早在一百年前，最流行的名字至少三成源自希伯來文或阿拉米文。 耶穌基督是哪裏人？ 歐洲傳統本身，就來自「斯坦」世界。 羅馬史家塔西佗曾形容基督信仰是東方傳來的迷信，最後它卻成為羅馬國教。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被發明的傳統」。最好的例子是每星期的休息日：猶太人守安息日，公元 321 年 3 月 3 日，君士坦丁下令在「太陽日」休息，法令沒有一個字提到基督。今天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星期六仍然解作安息日。 東方同樣經歷斯坦化。佛教一路傳到日本、穆斯林商人令馬來西亞和印尼成為回教國家。 1995年，歐洲極右政黨得票約5%；2026年已達23%，即每四個選民就有一個。馬克龍引用梵樂希的說法：「我們的歐洲今天是會死的。」 古羅馬人早已投訴東方影響蠶食社會，一再驅逐外來占卜師；1349年，猶太人被指在井水下毒，遭驅逐甚至燒死。今天歐洲人的身份覺醒，又會把歐洲帶到哪裏？ 問：「斯坦」是甚麼意思？ 答：「斯坦」源自波斯語，字面解作「立足之地」。巴基斯坦、阿富汗（Afghanistan）等國名，都帶着這個字尾。所謂「歐洲斯坦化」，是說中東、中亞人口湧入，令歐洲變得不再是歐洲。 問：歐洲真的在「斯坦化」嗎？ 答：2025年，英格蘭及威爾斯最多男嬰取名Muhammad；比利時、荷蘭、奧地利、挪威排第一的則是Noah，一個希伯來名字。但回看1924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男女頭十名之中，至少三成名字來自希伯來文或阿拉米文。換言之，歐洲名字早已斯坦化。 問：基督教難道不是歐洲傳統？ 答：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形容基督信仰是來自東方的迷信。它在民間廣泛流傳，羅馬統治者懂得變通，最終把它變成國教。這就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被發明的傳統」：許多看似歷史悠久的習俗，其實是被發明出來。 基督信仰成為國教之前，各地已有教會，每個城市都有主教；基督徒有網絡、有社會功能、又願意與朝廷合作的宗教，容易與統治者一拍即合。君士坦丁自己也說，要團結帝國，就要人民相信天上只有一個神，地上只有一個君王。 問：東方也受「斯坦」影響嗎？ 答：佛教正是例子。日本距離佛教發源地很遠，最初亦很抗拒，最終還是接受。宗教往往隨人口流動、尤其是貿易傳播；馬來西亞和印尼成為回教國家，是因為當年活躍於印度洋和亞洲一帶的商人正是穆斯林。 問：歐洲人過去也這樣擔心過自己的文化會被沖淡嗎？ 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人已有強烈危機意識；2024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引用1919年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的說法：「我們的歐洲今天是會死的。」古羅馬人也投訴亞洲影響蠶食社會，一再驅逐外來占卜師，塔西佗形容他們「永遠被禁止，也永遠留下來」。1349年，猶太人被指在井水下毒導致黑死病，遭驅逐甚至燒死。 問：那麼今天的歐洲會走向哪裏？ 答：歐洲與中東、中亞文明融合的過程，歷史上通常都有很多矛盾和衝突。今天的政治風潮令歐洲人問：「究竟甚麼是歐洲人？」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英國政府月底公佈財政預算案，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搶先發表2026年另類財政預算案，建議擴闊增值稅稅基，連食物都要徵稅。呢個建議政治上幾乎不可能通過，點解仲要提出？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更正：06:37 提到 TPI 「最多借出五千億歐元」。五千億歐元其實是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最高貸款能力，TPI 並無預設上限。 問：債務風險上升，幾時會變成債務危機？ 答：關鍵在於「財政疲勞」：利息和再融資開支不斷增加，好比一個人只能還信用卡最低還款，最低還款額卻越來越高，收入增長又追不上。 * 法國稅收已佔經濟產出 43.5%，經合組織平均只有 34.1%； * 自 2002 年起，連撇除利息之後都年年赤字，2027 年單是利息支出便比 2026 年多 120 億歐元。 * 2025 年法國公共開支佔經濟產出 57.2%，遠高於歐元區整體 49.8%。 * 按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分析，法國權力高度集中，政府什麼都管；中央機器一旦出事，全國怨氣便直接指向政府。開支難以控制，根源正在於此。 問：法國能否印鈔自救？歐洲央行又會不會出手？ 答：法國1999年加入歐元區，發鈔權已交給歐洲央行。貨幣聯盟能夠維持，大前提是財政紀律：赤字不超過經濟產出3%，債務不超過60%；法國赤字卻是5.4%，債務約119%。歐洲央行因此兩難：法國太重要，沒有法國，歐元區還是不是歐元區？但配合法國，其他成員國又會說它推高整個歐元區通脹。 問：未來兩年，法國有哪些危機引爆點？ 答：明年大選，民調領先的勒龐提出以憲法黃金規則逐年削減赤字，同時又承諾減稅、提早退休、增加開支，兩者如何並存？另一個是骨牌效應：外國銀行借給意大利的款項，四成以上來自法國銀行；法債遭拋售期間，意大利對德國息差同步急升。連一向最嚴格控制舉債的德國都已放寬債務上限，我相信歐洲央行最終可能某程度上屈服。 問：可以印鈔的日本，又怎樣處理債務？ 答：日本政府債務約為經濟產出兩倍多，但外國人只持有約 7% 日本國債，主要持有人是日本央行。日圓因此有結構性貶值壓力；適度貶值加上一點人為通脹，不會動搖制度。資金近年由海外回流，日本終於有空間正常化，最可能的策略就是透過通脹慢慢削減債務。《經濟學人》亦指出，日本債務的實質價值正在收縮。 問：既然通脹可以還債，為何不是人人都這樣做？ 答：其實不少國家做過。二戰後至 1980 年，英美約一半年份利率低於通脹，這些年份平均每年消化相當於經濟產出 2% 至 4% 的債務。但也有粗暴的版本：1946年2月，日本一夜之間凍結所有銀行存款，強制兌換新鈔，一次過將舊數清了。 問：美國又會怎樣？ 聯儲局的政策為何會牽動其他國家？真正的不確定性又是什麼？ 答：1970 年代以後，各國經濟週期越來越受美元週期影響。大量美元貸款湧入產油國，吹起泡沫；美國貨幣政策一轉向，拉丁美洲國家爆煲，經歷「失落十年」。1994 年聯儲局把利率由3釐加到5釐半，墨西哥披索被迫大幅貶值，資金流向轉變，某程度上間接觸發了亞洲金融風暴。能夠預算的物價上升只是風險；真正的不確定性，是制度出現根本性轉變。債務危機因此不只是違約：將債務延續到下一代，或者每人背一點點，透過通脹慢慢拖延，直到債務消失為止。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近來網上，我見到有很多以AI製作之內容。有垃圾，但又有些質素之高，令我看完會轉發到 WhatsApp 給朋友，希望他們也看。 AI愈來愈多人接受以AI製作內容，也是事實。 不過再想深一層，以 AI 做內容有幾個方向。若目的只在賺錢，YouTube 上有套現成方法：追時事新聞，或煽動觀眾情緒（喜怒哀樂都可）。 問題是時事題材轉眼即逝，長遠價值很低。五年、十年之後，若有人想找回某件事之始末，多半只會看摘要，也不會再看完整條片。 所以我問自己：若要把某些概念、某些想法長久留下，給將來之人看，有甚麼方法？最初當然想到寫書，文字留得最久。但文字能接觸到之讀者相對少，今日世界尤其如此。同樣概念，必須透過不同渠道傳遞：音樂、娛樂、遊戲、故事。 這正是我心中一直都糾結的「香港紀事本末」。 我一直都想透過香港紀事本末帶出：「是時勢做英雄，不是英雄做時勢。」所以我們要了解局勢，了解環境如何左右人之決定。然而，這種概念依書直說地去講，就是說教；我承認，自己也是說教的。說教可以影響的人很少，很沒有效率。於是我想，不如拍條音樂影片。 角色．故事 構思故事，首先是找主人翁；故事必須有角色。好的故事要有主角 protagonist，也要有主角的對手 antagonist。 主角，我第一個想到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因為香港歷史向來由開埠說起。誰與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對比最大？我想到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砵甸乍從大清手上接管香港；麥理浩則自己走上北京，對當時之鄧小平說，不如談談香港前途。故事最大矛盾在此，而中間之舞台，就是香港。 純粹是主角與對手之對立，就會落入網上氾濫之 AI 內容套路：霸道總裁式，有群奸角，只得主角忠直，最後打敗敵人。我不喜歡這種模式；太容易複製，人人都想得到。 我想要更深入之角色構造；例如麥理浩為何去北京？當時的香港、中國、英國，以至全世界，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些環境因素又如何影響到決策者？又如何影響到當時雙方的如何理解對方的傳話內容？ 砵甸乍：賊竇與約法三章 回到砵甸乍。我不想沿用教科書講法，說香港開埠時只是一個荒島，甚麼都沒有。早在十六世紀，澳門葡萄牙人已說大嶼山一帶多海盜（水上人），甚至形容為海盜巢穴，即賊竇（den of thieves）。英國選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並非偶然。有理由相信，由印度販鴉片來華之商人、來華買茶之商人，早知此地是走私中心。砵甸乍早年加入東印度公司兵團，由他處理香港，亦順理成章。 砵甸乍雖然是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軍人，但我認為關於他而又最值得後世知道的事，我也放進歌裡：他與香港約法三章。 確實只有三條規則： 第一條，貨物進出口全部不收關稅。為何？因為此地本來就是英國人落貨、與水上人交易之處。若收關稅，就有人走私；有人走私，生意就走，還會帶來治安問題，因為水上人與海盜，其實是同班人。 第二條，自由港：誰都可以在此做生意，哪怕那位商人（當時稱洋行）背後是大英帝國敵對國之資金。只要你不是政府，就可以在香港經商，這就是自由港之定義。背後邏輯是：若此地有人可以做生意、有人不可以，它日成為肥肉，就有人想搶，想要主權移交。倫敦不會在此投放資金，也不想在此駐守大軍；最好辦法，就是讓任何人都可以來做生意，誰都不必攻陷這座城市。 第三條，尊重華人向來遵守之風俗文化。你們原有之祠堂、宗法制度，我不干預；華人之事，華人自己管。殖民地政府只看貿易關係、合約履行。歌詞裡「I’m not your judge, I’m not your king」，正是此意：我來這裡只為做生意，為開埠。所以我把他定為Founder，開埠者。 還有條原則貫穿香港最初百多年：所謂不干預，就是不要宗主國出錢做任何事。在倫敦眼中，管治香港之首要條件，是千萬不要叫倫敦搬錢過來；香港政府沒錢，倫敦不會負責。這點非常重要，香港向來是小政府、向來有財政紀律，原因在此。也因此，麥理浩之前許多港督，若非有街道、建築、機構或慈善團體以其命名，大多數人都說不出他們做過甚麼。 麥理浩：由空間到方向 只有空間又有何用？於是麥理浩登場的第一段想講就是：「你鑽出了一個空間，但那些『路』是誰建？」 我以前辦公室就在砵甸乍街附近。砵甸乍街很短，在中環與上環之間，短短幾段石級。我於是形象化地想：麥理浩在香港最著名之路是甚麼？麥理浩徑，百公里長。歌中麥理浩嘲笑砵甸乍：你只得條短街，無人記得你名；我之百公里長徑，香港人至今每逢假日仍在行。另外，很多人記得麥理浩之十年建屋計劃，於是故事角色身份就是 Founder 對 Architect，開埠者對築城者。 很多人懷念之香港，應該是麥理浩之後之香港：公屋、學校、廉政公署、郊野之路。麥理浩帶來最徹底之改變，是由不干預，變成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口中「積極不干預」。 為何港英政府突然大興土木、這樣願意花錢？這與當時經濟環境有關，但不是說需要凱恩斯式逆週期措施；大家記得，當時是滯脹，但香港很特殊之處在於：「港府幾乎每年都有盈餘」由戰後至 1970 年代，盈餘積存多年，總有人打這筆錢主意。 1979 年麥理浩為何訪京 坊間有很多都市傳說，我不想延續。例如說銀行與地產商到1977年就說不行：1997年在法律框架下，三十年按揭還能否做？只剩二十年。 我想問之是：在英國人整個盤算裡，究竟有沒有想過香港之未來？這正是我在故事裡最想講之處。 請留意歌詞所說當時英國之狀態。1970 年代之英國，經濟非常差，原因有幾個：英鎊危機之後，政府債務並未真正解決；英國生產力極度低迷，某程度上很像今天。在此環境下，外交官出身之麥理浩作為港督，可以做甚麼？難道要在香港佈防，準備與北京打仗？看看當時大環境：連美國都拉攏中國，抗衡蘇聯。 這也是《香港紀事本末》原本最想講之事：從大環境去看，當時不同的人對香港作出某些決定，背後是基於甚麼考慮，又受到甚麼環境因素影響？ 麥理浩 1979 年 3 月訪京，約六星期後，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若把這幾件事合起來看：戴卓爾剛上台時，保守黨並不特別穩固，他們要爭取之，是時間與空間。而香港，在倫敦眼中絕對是最敏感之地方之一。這些資料，我不是轉述別人寫之書，而是看回 1970 年代之解密檔案。很多解密檔案現在很容易取得，尤其戴卓爾年代與首相府有關之文件，基本上都已放在她基金會之網站。我親自翻查，看到當時最主要之討論，是如何換取更大空間與北京談判；若就此放棄，連談判都可以省下。 再往前看，麥理浩上任之前，早已參與英國對港事務，曾任港府政治顧問。我認為他是確立 1970 年代方向之人物之一：在風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盡量令香港與中國有所分別，以增加談判籌碼。 至於他之「原罪」，是否在於他自己走上北京找鄧小平？1979 年 3 月他訪京之時，主權移交根本未開始談。當時鄧小平仍是國務院副總理，名義上最高領導人是華國鋒。同年稍後華國鋒訪英，英方提出香港前途（新界租約由外相卡靈頓勳爵提出），華國鋒不置可否，並透過外交部向香港傳媒表示，暫時沒有任何關於香港之計劃。中共要等華國鋒退出政壇，才認真處理香港問題。 那麼為何麥理浩上京，見鄧小平而非華國鋒？難道英國早已收到風聲華國鋒會被邊沿化？我想當時甚至中南海內，都無人敢說必定可以排擠華國鋒。我找到之解密文件，只見倫敦與華盛頓當時有交換有關中國之情報。會否是因麥理浩收到報告，知道訪美後的鄧小平，相信「有得傾」所以上北京？ 事實上，中英談判開始時，英國不想放棄香港；以為可以主權換治權。說英國毫無掙扎，肯定不對；但更不是早已打算放棄。不過英國也絕不會為香港作任何犧牲，亦負擔不起。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1982年，英國為福克蘭群島與阿根廷開戰）。 不得不承認，麥理浩時代之香港，確實好過當時之英國；而他對北京之權宜，也實在是僅餘選項。 不過這麼多背景，在故事裡說太多是無謂。1970年代香港人經歷過甚麼、開心之事是甚麼，大家都明白。 日落帝國，記憶不能廢除 我用麥理浩之角度回應：時至今日，你當年建立之貿易港，還有多少人記得？我真正想問之是：有多少人記得當年約法三章那三條規則？那正是香港之基石，正是香港成功之原因。偏偏大家記得之是麥理浩：學校、麥理浩徑、廉政公署，還有各種政策。 所以我把它放進這句：日不落帝國，其實早已日落；惟獨留在人心中之記憶，怎樣也無法消滅。歌中二人合唱：「we both built something no empire could repeal」，沒有帝國能廢除。 請留意歌詞，我不是說英國人有多偉大。最後這句「a free Hong Kong, built by hands that knew it best」，總結日落帝國，正是香港之成功：香港之成功，在於遠在倫敦之宗主國，只給香港人發揮之空間。明就明，唔明就黎明。 時勢做英雄：我對歷史之看法 這又回到歷史這個題目。《香港紀事本末》這本書，一直只聞樓梯響。大家的催促，我明白，我也知道我的「拖延症」是死症。但我心底裡的確另有疑慮：「書寫成沒人看，寫來做甚麼？」 其次，市面上並非沒有香港歷史書，也有很多人嘗試以各種方法保育香港歷史，包括拍短片。 但我很想避免「英雄做時勢」的論述。我想講的是那些人為何在當時如何作出決定，時勢如何造就那位英雄。我甚至大膽地說：將不同之人放在同樣地方、同樣環境，只要他們之誘因（incentive）相近，行為也會相近。只要環境因素是系統性現象，要發生的事最終還是會發生，而且不只一次，唯一分別是當中的主角換了人。 我對《香港紀事本末》之工作，向來有兩個最基本要求。第一，主流講法裡面仍有很多解釋不到之地方，我不敢說自己定能找到答案，但最低限度要把問題清楚講出來。第二，主流講法若與事實有出入，甚至明顯不合常理，就更加要指出。所以我最重視解密文件，因為那些內部討論，最接近當時倫敦與港府之真正評估；傳媒報道只能反映當時主流氣氛與情緒，對考證意義有限。歷史由勝利者所寫，原因不是勝利者掌握話語權，而是有些人放棄對真相之堅持。 1970年代，是我自己見到香港轉變最大之年代。與此同時，香港人在那些日子，收入與向上流動之機會，因全球化而大增，所以我們很懷緬那段歷史。但問題是：香港經濟蓬勃，是否完全因為這些政策？還是有更深層次之原因？我想把這些深層、底層之邏輯，透過藝術手法，從視覺、音樂、歌詞多方面帶出來。 怎樣做：新手之嘗試 坦白說，我沒有任何音樂教育背景。我不懂唱歌，不懂任何樂器，想學但需要時間；樂理也不通，現在正在學。我喜歡看電影，也喜歡看卡通，但對製片，同樣是新手。 為何用英文？其中原因是用中文做出來之效果不理想。我也給自己理由：英文或者是新市場，我想多些人知道香港歷史。風格上，我借用百老匯音樂劇 Hamilton 之說唱敘事手法，以較明快之節奏，希望觀眾注意力可以保持到最後。兩位港督要聽得出分別：砵甸乍是英國紳士腔，短促如頒令；麥理浩帶蘇格蘭口音，更快更密，堆砌政績。 畫面方面，我堅持現代香港場景，兩位港督各穿其年代官服，時空錯置本身就是重點。整條片是同日之攀登：由海平面零米，走上砵甸乍街，沿麥理浩徑，登上 957 米大帽山。太陽就是帝國：砵甸乍在正午唱，帝國如日方中；麥理浩由黃昏唱到深夜，帝國日落；兩人最後在日出時握手。坦白說，這種由日到夜、再由夜到日之對比，並非我起初刻意設計，而是在製作過程中由 AI 提出，我事後才察覺，也從中學到很多。 我也嘗試用不同符號講故事。砵甸乍本身是東印度公司軍人，所以他之用語多帶刀劍與鋼鐵：此地是我用 steel 奪來，你卻把鑰匙交回北京。刀劍對手套，是軍人對外交官；懷錶與手錶指着同樣時間，對應「under both our watches」。這些都只能放在細微處，不可能鉅細無遺。 我給自己定下標準：自己不斷重聽那首歌，會否厭倦？多看幾次，會否有新想法？若有，代表這模式有其價值。開始時未必很成功，但這是新嘗試、新專案。 AI 與傳播 為何選擇音樂錄影，又要唱歌、又要找角色？最主要原因是：用AI創造內容，若純粹找個像利世民之人坐在那裡說話，太容易做，內容也沒有底蘊。所以我認為必須融合多方面元素：音樂、視覺、資訊、說故事之方法，以及最後，我自己之原則與想法是否仍在其中。 AI會補上我未想到之細節，例如上面所說之晝夜對比；但它也可能無中生有。製作期間，我要求它不可加插任何我未曾提供之內容。 接下來，我有兩個想法已在流程之中。 第一是楊慕琦（Sir Mark Young）對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楊慕琦有楊慕琦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股去殖民地化浪潮，各地嘗試脫離殖民統治、走向獨立。這股浪潮，正好貫穿楊慕琦與葛量洪那十幾年，亦即由二戰後到所謂新國際秩序、再到冷戰之時期。當時香港發生甚麼事？我想透過這兩人去講。這也是我第一版香港紀事本末之開頭。香港紀事本末本來只想寫兩次冷戰之間香港之變化，但資料愈搜集，就愈掘愈深：由 1967 年推到二戰後重光，再推到 1842 年，再推到 1842 年之前。 現在更新之框架，要由香港開埠說起；甚至不止開埠，因為開埠之前，香港並非空地。我首先要挑戰之說法，就是「香港沒有英國人，就甚麼都不是」。香港在英國人開埠之前，並非甚麼都沒有；甚至「開埠」這說法本身，也有問題。 題外話。例如張保仔之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初；我甚至見過有本由親北京、親建制之「所謂歷史學家」所寫之香港歷史書，竟將張保仔推遲六、七十年，把他盤踞大嶼山說成港英以後之事。 港英治港最初確有很多海盜問題，砵甸乍與倫敦之書信也多次提到。這正是我選擇以海盜作開始之原因。將來或者會有集專講海盜，但如何把故事講得漂亮，暫時未想到。因為海盜與治安問題，我翻看駐港司令之人選：他們從哪裡來、之後去哪裡、在香港時有何經歷。這又是另一套故事。例如 1858 年至 1864、5 年之間，駐港司令不斷換人，原因正是太平天國。 可以用唱的方式去講的故事很多，但我仍是堅持一個原則：「時勢做英雄。」既然要講時勢做英雄，講些大家未必聽過之名字，也有好處。 所以《香港紀事本末》不止是書。我打算先在框架上講多些故事，拍音樂影片，或做這樣之分享，然後才把內容組合起來，變回本書。那本書，我希望確能有詳細、深入之資料。例如做這條MV時，我研究過很多內容，都沒有放進影片，只能在細微處嘗試放入。 結語 我希望從大家之回應去想：我對香港故事之論述，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找多些資料？大家向來聽到之香港歷史，有沒有不合理之處？例如說香港開埠，好像暗示之前甚麼都沒有，是否如此？若真如此，為何我們會有張保仔之故事？ 會員提出之題目，我多數很快就會做，例如早幾天有人想我講《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就做。若大家想支持香港紀事本末，除這本書外，也可以訂閱頻道、分享這條MV，或在Patreon成為會員，鞭策我繼續寫下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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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取消信用卡附加費，咖啡就會更便宜？政府高調宣布「成功爭取」，澳洲稅務局（ATO）卻表示不願吸收信用卡手續費，一度宣布停止接受信用卡繳稅。最後政府出錢，成本又落到誰身上？ 今集《利世民 × 大寶雪梨來鴻》，由澳洲刷卡附加費改革談起，拆解價格透明、商戶成本與信用卡優惠之間的關係：附加費取消，成本如何反映在咖啡售價？銀行降低信用卡回贈及飛行里數，持卡人還剩多少好處？小企業依賴信用卡周轉，停收信用卡繳稅又會帶來甚麼影響？ * 澳洲儲備銀行（RBA）與刷卡附加費改革的來龍去脈 * 咖啡店加價：取消附加費為何未必更便宜？ * 信用卡交換費、年費、飛行里數與銀行回贈 * 澳洲稅務局（ATO）收卡風波與小企業現金流 * 信用卡、扣帳卡、銀行轉帳與儲值卡的取捨 * 支付平台競爭、政策矛盾與生活成本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01，2012 年 11 月 30 日，十八大閉幕兩星期後，剛上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座談會上，向學者推薦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那一年，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薄熙來倒台，令計劃的兒子駕駛法拉利出事，彭博社和《紐約時報》又先後揭露習近平和溫家寶的家族財富；國內有烏坎事件，中東有阿拉伯之春。中共最擔心的，是黨內分裂；習近平那句「蘇聯倒台的時候竟無一人是男兒」，正是那種心態。 02，當時外界有三種解讀：天真的以為是政治改革的訊號；有人認為一班相信專政的人沒理由認同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亦有人認為，中共是先找出可能失敗的原因，再逐一封鎖走不通的路。實際發生的是，2013 年兩會過後北京推出九號文件，同年又有「七不講」，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一概不准講；之後對香港亦由國民教育等估計反彈不大的地方開始收緊。過去十幾年，中共一直不斷加緊控制，因為它對自己統治的基礎非常沒有信心。 03，法國的中央集權由路易十四開始建立：他把地方管理收歸中央，派監察官常駐地方，1682 年把宮廷遷往凡爾賽，讓貴族保留封地收入卻失去實權；他又把城市官職價高者得地出售，等於制度化的利益輸送。貴族被架空之後，所有政策和民怨都集中在中央一個地方。大革命清除的，只是擋住這部機器的貴族、法院、議會和地方行政。 04，路易十五在七年戰爭期間及之後已經出現問題；路易十六即位後成立顯貴會議，1787 年各省又成立省議會，但國庫已無錢支付，國家只能向仍有資產的貴族和地主加稅，到1788 年才召開三級會議，已經太遲。改革要麼提早改，要麼給一段漫長的時間慢慢變；慢慢變的問題，是既得利益者會阻止真正的改變，日積月累之下，就成為制度上的高危位置。 05，每場革命，其實都是次重新奪權的過程，奪權者最終都會拿回之前那套執行的機器；辛亥革命之後有袁世凱復辟，俄國革命之後紅軍與白軍打了三四年。拿破崙重新稱帝，手上的行政權力客觀地比路易十四還要大，他的姪子後來亦成為拿破崙三世；由 1789 到 1870 年，法國81年內換了七次政權，權力很大，卻又很脆弱。拿破崙本身亦是時代的產物：法國四周都是大國，高度競爭加上軍事因素，令權力愈來愈集中在政府和軍隊，他正是 1792 至 1815 年這 23 年歐洲戰爭下的現象，是時勢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時勢。 06，在法國，國家和人民之間完全是空的；在美國，中間還有教會、公民社會組織和大量商業活動。托克維爾說，在民主國家，結社的學問是一切學問之母，而自由民族的力量，正正來自新英格蘭那些高度自治的鄉鎮。所以美國即使沒有了聯邦政府，人民的生活仍然照常；但法國這樣單一而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一旦失靈，受影響的是所有人，人民對政府的依賴亦愈來愈嚴重。 07，托克維爾怎樣看中國？在他眼中，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一定程度上有效率的行政集體，可以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卻是有安寧而無幸福，有百工而無進步，有穩定而無力量，有物質的秩序而無公共的道德。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郡縣論》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他的解決方法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在中央集權之下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自治，與托克維爾的看法相近。 08，法國有錢人寧願拿錢去買官職、買免稅特權；國家則靠發債打仗，打勝仗便用別人的賠款還債，買債吃利息的人並沒有把資金投入生產，結果是國進民退。1835年他寫《貧困論》，問為甚麼全世界最富有的英國有這麼多人要領救濟金：工業革命帶來新的不穩定，政府介入造成永久依賴，亦取代了家庭、宗族和教會的私人慈善。他又預見掌握分工和管理的工廠資本家會成為新的貴族階級，這比馬克思登場還要早。 09，2026 年 9 月 21 日，一間中學的學生封鎖校門抗議老師不足，一星期內蔓延全國；學生要求撥款 100 億歐羅、增加 25 萬個學位，至今約 2,000 間學校受影響，警方拘捕了至少 5,000 人。背後是整個歐洲的財政都很緊張：加稅難以承受，借錢變相是通脹稅，一樣會有民怨。問題不在於左或右，右翼政客一樣派錢，只是派給自己人；根本的問題是政府過度膨脹，膨脹是為了照顧外來人口還是照顧自己人，只是目的不同，膨脹本身並無分別。 10，托克維爾 1848 年反對將工作權寫入憲法，指出民主與社會主義都講平等，但民主追求的是自由之中的平等，社會主義的平等卻要透過約束和奴役來達到。他的結論是：「在自由之中追求自由以外的東西的人，生來就是要做奴隸。」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廣播公司的資訊安全測試，對比亞迪 Shark 6 做到了甚麼？ 答：資訊安全顧問爬到車底，找到 CAN 總線，駁上去後發現根本不設密碼。入侵之後，他可以在記者駕駛途中遙距鎖車門、開關大燈和 Swiper、響警報，甚至擷取車內透過 Siri 進行的對話。他把記者的聲音剪輯成指令，趁記者離車時遙距向 Siri 發問，地址、出生日期，以至前總理譚保的私人電話號碼，立即全部爆了出來。平情而論，這種入侵先要在車上物理地做手腳，但一旦得手，車主再無秘密可言。 漏洞如此這麼明顯，澳洲為何沒有規管？ 目前澳洲對洗衣機、掃地機械人已經要達到某些資訊安全基準，反而在街上行走的汽車卻沒有；貿易部長法雷爾自己駕駛的正是 Shark 6，情報部門提醒聯網汽車有洩漏資訊的風險，部長們亦不以為意。說到底，這是很簡單的政治計算：拿不到掌聲的事，做了只是浪費力氣，禁了便宜貨，選民反而怪你多事。 為何中國的 IoT 產品和電動車，資訊安全普遍薄弱？ 兩者的發展模式很相似：大量小廠，本業根本不是做這一塊，突然轉型，例如本來生產燈泡，現在就生產智能燈泡，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市面上找現成、公開的開源組件，好像預製菜一樣砌出產品。電動車的供應鏈亦是這樣組成，所以它的性質像電話多過像汽車，新功能推出得快，漏洞也和電話一樣多。漏洞最多的地方，正正是硬件與軟件之間的接縫：同一套軟件要配合很多不同的硬件，寫法自然多了缺口。除了民族性的解釋，產業結構本身就很容易導致這些問題。 同樣面對漏洞，為何 Tesla 願意發獎金給黑客，中國車廠卻不太緊張？ 外國公司一出事，就要面對 class action，老闆更可能被叫上國會聽證會，風險是實實在在的財務考慮。在中國，網民很少投訴自己的網上活動被監察，因為被監察本來就是常態；在他們眼中，不是自己的資安意識低，而是外面的人太天真。比亞迪其實也有讓黑客舉報漏洞的機制，這點值得肯定，但參與者要有中國手機號碼，西方的黑客根本無從入手。 中國電動車便宜得近乎傾銷，背後是甚麼邏輯？ 在政策決策鏈最高層的那一圈人，考慮的可能是不可以再依賴那麼多石油，他們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但經過層層而下的演繹和執行，就變成了傾銷全世界有問題的產品。電動車、電池和太陽能板，是過去十多年在國家嚴重補貼下發展起來的戰略產業，三十幾個省各自泵水建廠做政績，雞棚鬥雞棚，誰縮沙誰就烏紗不保，最後只剩割喉式減價。產能過剩向外輸出，本來就在預算之內；歐美關稅高築，沒有關稅牆的澳洲自然首當其衝。 兩萬澳元一部的電動車，最終由誰付出代價？ 消費者當然受惠，但經銷商叫救命：德勤的研究顯示，澳洲車商的利潤由去年六月的 1.6% 跌至今年的 0.7%；在紐西蘭，連二手車市場都被摧毀，誰還會買一部入汽油的二手車？有人索性把電動車當作消耗品，好像打印機一樣，機身超便宜，用三年便丟掉換另一部。但舊電池不能隨便丟棄，回收標準至今未有，即使實行生產者責任制，計算到最後，成本都會落在消費者身上。 澳洲已禁止大華的鏡頭進入聯邦大樓，為何還不夠？ 大華技術被指在新疆大量部署監控鏡頭，因而被禁止在澳洲政府的聯邦大樓使用；但大華的創辦人之一朱江明另有一盤生意，就是正在澳洲銷售的電動車零跑，車上的鏡頭和感應器用的正是大華技術的產品。大華的鏡頭根本不需要出現在聯邦大樓，只要開一部零跑在附近繞一圈，已經搞定。事實上，ASIO、ASD 以至軍部門口的停車場，早已泊滿各式電動車，不一定是中國製造，Tesla 一樣有鏡頭和感應器，所收集的資料最後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 比亞迪臨急修改私隱政策，為何反而令人更難信任？ 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要求任何組織和公民依法支持、配合國家情報工作，比亞迪也不例外；澳洲廣播公司查詢後，比亞迪交出的「更新版」私隱政策，原來在回覆前個多小時才上載，原本寫明資料會送往中國、提及監察活動的字眼都被模糊化，只剩下十幾個沒有指明的國家。私隱政策可以一夜改寫，國家情報法卻不會。外界對「中國製造」的成見是怎樣來的？就是對規矩只當作裝飾品的心態所引起的反應：有些地方的人即使沒有人看見也會跟規矩做事，大家不明白產品裡面發生甚麼事，至少相信背後的制度；龍門任搬，才是最可怕的。 要求中國電動車接受嚴格審查，算不算針對中國？ 中國用甚麼標準限制外國產品，就用回那套標準去管回中國出來的產品：美國公司到中國做生意，同樣要通過審批、取得資格，現在只是用回同樣的法律框架去招呼你而已。上海生產的 Tesla，也被禁止駛入政治敏感地方和軍營附近；自己不想被人收集情報，卻要求澳洲和美國大開中門，這就是雙重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政府未立法之前，消費者應該如何自處？ 消費者的權益最後是否得到保障，還是要回到消費者自己。再多的法律，其實都保護不了不小心的人：交通規則寫得再嚴，交通意外仍會發生，賠償最終也是靠私人保險。政府未規管之前，安全意識要靠自己；不可以因為政府沒有規管就當作安全，政府未規管，就應該假設全部是叢林法則。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PISA分數下跌，是否代表新一代變蠢？ 芬蘭、澳洲等地的成績變化，值得家長關注；新加坡的表現則提供另一個參照。但閱讀與數學分數，量度的是特定能力。分數下降需要解釋，卻不足以直接判斷整個世代的智力，更不能單憑排名決定哪種教育最適合自己的孩子。 孩子的成長環境變了，接觸資訊與掌握知識的距離也變了。 搜尋、短片與視像內容，令資訊更容易取得，但看完一段解說，不等於真正學懂。學習需要將新資訊與已有知識建立關係，再透過實踐與回饋，驗證自己是否理解。這也讓我們重新追問：今天的學校，應該提供甚麼？ 教育最重要的成果，是培養能夠持續學習、獨立思考的人。 除了閱讀與數學基礎，孩子還需要懂得提出問題、分辨事實與價值判斷、找出假設，以及判斷甚麼證據會令自己改變看法。真正的學習能力，亦包括把看似沒有用途的知識，轉化成理解世界、解決問題與創作的資源。 教育也有傳遞能力訊號的作用，而這些訊號不限於學歷與分數。 語言、音樂、體育及團隊合作，既是鍛鍊能力的途徑，也讓別人看見一個人的紀律、協作與長期投入。當社會需要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家長值得思考：孩子除了考試成績，還有甚麼可以培養、發揮及展示的能力？ 評估教育制度，應看不同孩子能否找到合適的路。 學校選擇與自主權，可以提供不同教法和學習環境，但成效仍取決於制度設計、學校質素，以及家庭是否真正用得到那些選擇。比平均分更重要的問題，是制度有沒有照顧不同需要，尤其是那些未能在主流標準下發揮的學生。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 資本主義的核心：追求利潤，同時透過交易分配風險、調動資源，讓新的生產方式有機會出現。 * 時間影響價值與風險：決定與結果之間有時間差，需求、環境與人的選擇都可能改變；保險、期貨與利率，讓人處理這些不確定性。 * 產權與合約是交易的基礎：清楚界定誰擁有什麼，以及如何履行承諾，才能支持長期合作與投資。 * 資本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機器、技術、知識與組織能力，讓人用更少資源完成同樣的工作；成功亦取決於判斷、環境與承受風險的能力。 * 經濟發展改變人類掌握的資源：農業依靠土地與勞動，工業擴大能源與機器的應用，AI 則擴大處理與創造資訊的能力。 * 經濟模型有適用條件：影片以凱恩斯、流動性陷阱與通脹為例，討論不同環境如何改變經濟學的解釋與政策方向。 * AI 帶來的新問題：如果資訊創造成本趨近零，價格、交易與產權會如何改變？影片以「資訊共產主義」提出這個可能。 * 共產主義的制度難題：影片質疑取消私人產權後，如何維持工作誘因、協調複雜分工，以及保障個人自由。 * 最後的主張：降低自願合作的成本，讓公民社會、市場交易與公正的協調機制，幫助利益不同的人共同生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今日都係借莊太量過橋，其實我想講嘅係： 01，全球出生率下降，尤其係發達國家如 OECD。唔生小朋友，點解仲會結婚？ 02，婚姻係兩個人嘅共產；有產，婚姻先有意義（呢句可以仲激過莊太量）。以前古代大多數人係無產階級，家庭嘅組織模式可以多元到現代人大開眼界。婚姻，本來係有少少資產嘅人先至會考慮嘅問題，而既然係一個法律上財產嘅安排，所以好重視「門當戶對」。 03，其實到現代，婚姻嘅本質都係類似。 04，婚姻可以因為愛情而開始，但婚姻嘅本質仍然係財產嘅安排。漏咗講一句，如果係財力上好懸殊嘅婚姻，有財有勢嘅一邊都會有各種方法去保障自己嘅利益。 05，所以，釣金龜，釣到你咪叻囉；但成功嘅人數，絕對上來講，就點都比唔上因為讀書努力而社會上流嘅。 06，又，既然新亞副院長都咁講，會唔會係個世界真係變咗？變到連讀書都上流唔到？ 07，不過，讀書又真係未必適合每一個人。話，應該止於此。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退休，到底是保障，還是一套把成本延後、再由所有人埋單的制度？ 今集由澳洲12%強制公積金的爭議出發，對照香港的「強迫金」與美國401(k)，拆解退休制度背後的政治交易、管理費、僱主成本和人口老化問題： * 澳洲公積金最初如何由工會談判走到12%供款 * 香港強迫金為何被批評成本高、選擇少 * 401(k)的自願儲蓄模式有何得失 * 退休基金管理費、合規成本與投資回報的關係 * 強制供款會否推高僱主成本、加速外包 * 為甚麼「退休」未必是人人可以保證的權利 * 退休儲蓄應該是自願，還是強制？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今日由香港政治講到中美 AI 競爭，再講到利率、通脹、政府債務，以及個人在不確定環境下應如何理解風險。 首先，我會由黃碧嬌事件談香港的權力結構：為何有些事件看似明顯，政府卻未必會按一般人預期處理？這不只是個別人物的問題，也關乎管治系統如何避免內部權力結構失衡。 第二部分講 AI。當中美競爭進入運算力、模型與開源權重的階段，「叫停 AI」是否真有可能？AI 公司面對的商業競爭，和政府眼中的國家安全，又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邏輯。 最後談通脹與利率。政府債務、融資成本與經濟增長放緩，如何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其追問「買甚麼會發達」，不如先理解收入、現金流和槓桿風險。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從解密文件看中國的經濟戰略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取得工商銀行（ICBC）480萬份內部文件，澳洲呢條線同時牽涉礦業、電訊同基建。2015年Fortescue債務纏身，ICBC以低過美國債市嘅利率借出25億美元，內部文件講明理由係打破必和必拓同力拓嘅壟斷、符合中國利益；去年再借30億銀團貸款，今次用人民幣結算。墨爾本地鐵33.5億澳元銀團，ICBC 內部報告比維州政府更早知道工程超支延誤，而部分貸款經倫敦分行放出，澳洲監管機構 APRA 根本數唔到。 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會審查股權問題，但借貸金額再多都唔會理。雖然借錢唔等於控制，但揸頸就命又算唔算控制？人民幣貸款息口咁平，點解14億中國人自己反而冇呢個機會？英國國會即刻就文件質詢，點解澳洲一直冇出聲？480萬份文件，點解偏偏冇香港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市場係咪已經反映晒所有資訊？散戶仲有冇機會搵到錯價、資訊差同投資優勢（edge）？ 方源 Erik 會由 DCF、Adobe、Celsius、UnitedHealth、Macy’s 等案例，拆解點樣從公司財報、行業數據、消費者觀察，以至企業債與垃圾債之中，理解價格背後嘅風險與回報。 * EMH、random walk、技術分析與行為金融 * 價值投資點樣睇估值、margin of safety、止蝕同風險回報 * 散戶點樣利用消費市場經驗尋找資訊優勢 - Kalshi、Polymarket、賠率與市場效率 * 股票同債券應該點揀？AI 時代下，投資研究仲有冇人類優勢？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香港推出首個五年規劃，並明確提出要配合國家發展大局。最直接的問題自然是：「香港是否正在由自由市場走向計劃經濟」。 五年規劃在二十世紀很多時候並不單純是一種「社會主義象徵」，而是一套讓落後經濟體集中資源、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工具。但香港本來已經是一個高度城市化、金融化、服務業主導的成熟經濟體。這套制度究竟要解決香港甚麼問題？ 今集我由五年規劃的歷史背景開始，討論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兩種不同的發展邏輯，再回到香港本身：香港過去的工業化、金融化，以及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門戶的角色，究竟有多少是政府「規劃」出來，又有多少是香港人在市場變化之中自己摸索出來？我亦會談到今日香港真正面對的幾個問題：先進製造業是否適合香港、香港與深圳的競爭、AI 對金融及服務業就業的衝擊、人口老化，以及一個後工業經濟究竟能否用五年為單位去預測和安排未來。 最後的問題可能最重要：當香港經濟轉型出現時，我們應該等待政府告訴我們方向，還是重新依靠香港人一直以來最重要的能力——適應、試錯、創業，以及自己尋找出路？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甚麼是「中環價值」？它真的只代表金錢、效率、競爭和精英主義嗎？ 2004 年，龍應台以「中環價值」形容香港一套重視效率、競爭、發展與經濟成果的價值觀。但我一直認為，這種理解忽略了香港最特殊的一面。 中環價值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只是賺錢，而是香港曾經發展出一種極罕有的 cosmopolitan 商業文化：不同國籍、語言、宗教、政治立場和社會背景的人，不需要認同彼此，仍然可以在一套共同規則之下合作、競爭、交易，甚至一起創造新的機會。 自由市場亦不是「弱肉強食」。 真正的市場，是一套讓不同價值觀的人透過自願交換、價格、合約與規則形成共識的機制。因為規則可以約束權力，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必互相同化的情況下共存；陌生人可以合作，競爭者不必成為敵人。 今集，我由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中環文化說起，重新討論： * 龍應台所批評的「中環價值」，究竟忽略了甚麼？ * 為甚麼昔日香港的精英文化，同時包含社會流動與向上機會？ * 自由市場為甚麼不是森林法則，而是一種合作與共識形成機制？ * 香港如何由自由港、國際貿易與普通法制度，發展出獨特的 cosmopolitan 文化？ * 倫敦無法完全遙控香港，如何反而形成香港獨特的制度空間？ * 當「規則是甚麼？」逐漸變成「邊個話事？」，商業行為會如何改變？ * 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的改變，如何影響這套制度的底層邏輯？ * 當地緣政治、產業政策、國家安全重新主導全球商業，美國和其他國家是否也正在經歷類似轉變？ 雖然今天的中環仍然繁忙，香港仍然有銀行、金融市場、跨國企業和大量商業活動。所以「消失的中環價值」，並不是說中環沒有生意。真正值得問的是： 究竟是規則約束權力，還是權力最終決定規則？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移民政策最大的問題只是「收幾多人」嗎？ 真正關鍵是「收甚麼人、經甚麼渠道進來，以及最後做甚麼工作」。澳洲各黨集中爭論淨海外移民（NOM）總數，但不同簽證的經濟效果可以完全不同。以技術移民為例，主申請人以外還包括大量配偶及子女；而積分制技術移民之中，最後真正從事原本提名職業的比例亦只有約三至四成。換言之，即使總量下降，如果簽證結構、人才錯配及各種制度「側門」不變，勞工短缺、房屋及公共服務壓力未必會同步改善。 人口老化和勞工短缺，是否一定要靠增加移民解決？ 因為勞工短缺本身亦可能推動自動化及生產力提升。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等研究，指出人口老化未必必然拖低經濟增長；當勞動力變得稀缺、工資上升，企業反而更有誘因投資自動化、機械化及節省人力的技術。澳洲若長期以增加勞工供應來填補缺口，可能同時減弱企業提升生產力的誘因。因此，真正要問的不是「有沒有足夠人手」，而是哪些行業應該增加人手，哪些行業其實應該靠投資及科技提升產出。 應該用甚麼標準衡量移民政策成效？ 最基本是分析每一類移民的經濟效益、財政成本、技能配對及制度是否達到原本目的。背包客、留學生及陪讀簽證、紐西蘭跨塔斯曼安排、父母簽證等不同渠道，不少政策原本有特定目的，但實際運作後卻變成另一種勞工或移民途徑；有些類別甚至帶來相當大的長期財政成本。真正的問題是：移民是否填補真正的技能缺口？對生產力有甚麼影響？公共財政與基建成本由誰承擔？而不是只把政策簡化成 13 萬、20 萬或 24.5 萬的觀感數字競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This is a free preview of a paid episode. To hear more,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 美、日罕有聯手干預外匯市場，背後究竟有何目的？最終又有何代價？更重要是，低息日圓長期支撐全球 Yen Carry Trade；一旦日圓急升，Carry Trade 平倉與全球去槓桿可能如何衝擊美股、台灣、南韓及其他資產市場？ 本集重點包括： * 美日聯手干預日圓的真正意圖 * 為何「阻止日圓急跌」不等於「推動日圓升值」 * Scott Bessent 為何要向市場釋放訊號 * 美國財政部的核心矛盾：弱美元 vs 美債融資成本 * 日本的核心矛盾：物價、出口競爭力與財政負擔 * 日圓 Carry Trade 如何成為全球資產價格的槓桿來源 * 日圓反彈為何可能觸發去槓桿與市場波動 * 干預是否只能止血，無法扭轉結構性趨勢 * 美日政策空間收窄後，全球金融市場的真正風險

澳洲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最新初步報告建議取消 2018 年設立的「75 仙保底下限」（Relativity Floor），西澳州長立刻怒斥聯邦「輸打贏要」，威脅再次推動脫離聯邦。另一邊廂，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為穩住西澳選票，公開承諾「只要在任絕不改動制度」。 西澳鐵礦石權利金年賺過百億、財政盈餘「肥到漏油」，為何還能拿到相當於其財政需求 113% 的 GST 撥款？為何新南威爾士州與維多利亞州年年財赤，全澳納稅人卻每年要額外拿出數十億元「倒貼」安撫西澳？ * 歷史宿命與制度原罪：1933 年西澳脫澳危機如何催生聯邦撥款委員會（CGC）？ * 2018 政治妥協的惡果：莫理遜政府設下的 75 仙 Floor，如何讓西澳連續 8 年錄得巨額盈餘卻反客為主？ * 電台交鋒數據審判：西澳財長自爆鐵礦石權利金由 49 億飆至 107 億，為何反成被批判的鐵證？ * 國際對比：美國為何憲法上開不到全國消費稅？跨州稅務套利（Arbitrage）與地方問責機制。 * 微觀市政的荒謬：北雪梨奧運泳池超支 1.2 億致差餉暴加七成，看公共財「使用者付費」與鄰避效應（NIMBY）。 * 選票鎖死改革：工黨阿爾巴尼斯的一句「一貫立場」，如何徹底出賣制度公平？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雖然郵政署自 1995 年以營運基金改革，但香港郵政一直是政府部門，既要追求收支平衡，又要履行公共服務責任；這套制度有沒有給它足夠空間，調整人手、資源分配和服務優先次序？互聯網令信件減少，能否解釋今天的困局？網購和包裹業務，又是否郵政的出路？ 1995 年香港郵政為何要改革？改革改變了甚麼？ 1995 年改革的目的，是讓郵政在政府部門的架構內，採用較自主的財政及商業管理方式。郵政署營運基金於 1995 年 8 月 1 日開始運作，讓管理層保留業務收入，較靈活地調配資源、改善服務及發展業務，同時要求收入足以支付開支，並向政府提供合理回報。 早在 1993 年，審計署已要求檢討本地郵件及平郵的定價，減少以部分服務的盈利填補另一些服務虧損的情況。政府希望透過較清楚的財務責任和管理自主，改善資源運用；這些問題在電郵大規模取代書信之前已經存在。 香港政府真正的問題是甚麼？ 政策局掌握訂定服務要求和改革方向的權力，執行部門及前線員工卻要承擔日常服務壓力。如果有權的人不用充分承擔結果，而需要交付服務的人又不能調整資源與要求，就會出現：「有權無責、有責無權」。 當規矩與實際操作逐漸分離，前線以變通方式應付工作，中層迴避問題，上層則繼續維持原有承諾。如果掛號信沒有按承諾嘗試派遞，只留下通知卡，便是把內部的營運壓力轉嫁收件人。體諒員工的工作量，仍然需要同時要求管理層處理服務失約的原因。 雖然政府於 2026 年 6 月宣布全面檢討香港郵政的營運模式，範圍包括派遞方式和頻率、公私營合作，以及不同的營運安排。不過，現時的香港的政工作者，有動機和能力討論這些本來是具體、理性的政策題目嗎？政府有政治能量去推動改革嗎？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蜜雪冰城與飯糰外賣的一場免費奶茶推廣，引起種族歧視爭議。這場風波提出了一個簡單問題：一杯用來招徠顧客的飲品，為何要先問對方是否中國人？當族裔成為獲取優惠的條件，優惠本身便帶上了劃分你我的意味。 我們習慣從移民受歧視的角度理解這類事件，卻容易忽略，少數族裔同樣可能對他人抱有偏見。與此同時，一名促銷人員的言行，也不足以代表整個族群。若討論由一項具體的排斥行為，迅速變成對所有華人的指控，原本要處理的歧視，反而會在爭論中不斷複製。 海外華人聚居，以及商戶以鄉里為主要客源，都有實際的經濟原因。共同語言降低溝通成本，熟悉的口味帶來穩定客源，餐廳、供應鏈與外賣平台又可互相支撐。當這套網絡的規模足以支撐生意，接觸其他客群的需要便可能下降。封閉未必源於敵意，也可能在大家選擇最方便的生活方式時，逐步形成。 史卓菲（Strathfield）的英文招牌爭議，正好呈現這種張力。以母語製作招牌，可以承載文化記憶，也可以清楚表達市場定位；但只熟悉英文的街坊，可能連店內出售甚麼也無從得知。非英文招牌本身不能證明歧視，問題在於商戶是否願意提供讓其他人理解、接觸和參與的途徑。 中式外賣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提醒。為適應當地口味而調整的菜式，未必符合我們對「正宗」的想像，卻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中菜。香港的豉油西餐，同樣承載了不同飲食傳統相遇的痕跡。文化一直在交流中改變，調整本身也可以成為延續文化的方式。 日本超市與流行文化所帶來的啟示，是保留特色與吸引外人可以同時發生。當人們因為產品、服務或作品本身而願意走近，文化便有了向外延伸的空間。相反，若商業活動處處附帶政治訊號，外界便更容易猜測背後的目的。這些猜測未必成立，卻提醒我們，建立信任需要長期交往，也需要讓人看得清楚彼此的動機。 這些問題，海外香港人同樣需要面對。香港人市集、茶餐廳、廣東話聚會，都可以保存共同記憶；它們亦可以成為介紹香港的入口。活動是否歡迎其他街坊？資訊是否容易理解？同桌的人來自不同語言背景時，我們有沒有照顧共同溝通的需要？這些日常選擇，比抽象地宣稱自己包容，更能讓人感受到我們願意來往。 我們可以從身邊的小事開始：參與義工服務、支持社區活動，以及讓第一次接觸我們的人感到自在。香港人的身份，既保存在我們帶來的記憶之中，也可以在共同生活的關係裏繼續生長。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 Jevons Paradox 究竟係乜？ Jevons Paradox 指一種反直覺現象：技術效率提高之後，每一單位資源用得少咗，但因為成本下降、用途增加，總需求反而可以升得更快。十九世紀英國煤炭就係經典例子，蒸汽機愈有效率，煤嘅總需求反而繼續增加。 * 點解 AI 愈平，總 compute demand 反而可能愈大？因為 AI 平咗之後，原本唔值得用 AI 做嘅工作開始值得做；同時 agentic AI 會將一個人類指令拆成更多步驟、更多 tool calls，同一件工作本身亦會消耗更多 tokens。用途增加同每個用途嘅 compute intensity 都可以推高總需求。 * 點樣知道 AI 係咪真係出現 Jevons Paradox？要睇需求價格彈性，即係 AI 價格跌一個百分比之後，使用量會增加幾多。如果需求增加速度快過價格下降帶來嘅效率改善，先接近 Jevons Paradox 所描述嘅情況。 * AI 愈普及，邊啲東西反而會變得更加稀缺？一種 scarcity 被技術解決之後，其他 bottleneck 就會浮現。上游最明顯係 GPU、Data Center 同相關基建；AI 使用一路向下游擴散之後，人類互動、context、judgment 等亦可能形成新嘅相對稀缺。 * Compute demand 大升，係咪代表 Cloud 公司一定賺大錢？唔一定。Revenue growth 同 Return on Capital 要分開睇。Microsoft、Amazon 等 Cloud Provider 可以因為 AI demand 上升而增加收入，但同時亦要投入大量 Data Center、GPU 同 fixed capital。最後回報要視乎投入成本、價格同資本回收速度。 * AI 對工作市場嘅影響，點解可能先出現喺 junior jobs？好多 junior 工作本身就包含大量標準化、重複、容易拆解嘅任務。AI 提高生產力之後，以前可能需要一 team 人完成嘅工作，今日可以由更少人處理，所以入行職位會先收窄。片中亦提到 22 至 25 歲、AI exposure 較高嘅職位，employment 表現較弱，而調整主要可以表現為少請人。 * 當 low-context 工作愈來愈容易交俾 AI，人應該培養乜嘢能力？Transcript 將 low context 定義為可以靠文字、結構化資料直接得出 actionable outcome 嘅工作；high context 就需要理解情境、人情世故、情緒同 judgment。AI 愈擅長處理 low-context information，人就愈需要提升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判斷力同理解情境嘅能力。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甚麼是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它與一般賭博或其他金融市場有甚麼分別？ 答：預測市場可以理解為把「未來會否發生某件事」變成一項可以買賣的合約。 它表面上與下注相似，但制度上更接近交易所：平台通常不是直接與散戶對賭，而是讓不同看法的交易者互相成交。它與股票市場也不同，因為這類合約通常有明確的事件條件、到期日和結算結果。整個創意的核心，就是「用 binary option 將 uncertainty 變成商品，嘗試為不確定性定出一個價格」；市場只是把 uncertainty 商品化，並沒有把 uncertainty 消滅。 問：預測市場是怎樣運作的？甚麼是 Binary Option？ 答：最簡單的 binary option，最終只有兩個結果：一元或零元。 例如一張 YES 合約現時售四毫，你以四毫買入；如果指定事件在限期前發生，合約結算為一元；如果沒有發生，價值便歸零。正如錄影中的說法：「binary option 的玩法，就是用四毫博一元；最終不是拿到一元，就是一仙也拿不到。」 這就是預測市場最基本的交易結構。 問：Binary Option 的市場價格究竟反映甚麼？四毫是否就等於四成機會？ 答：可以把四毫粗略理解為市場隱含約四成機會，但絕不能把它當作純粹的客觀或然率。 正如影片最後總結，一個四毫價格，同時包含了市場對事件的信念、時間值、hazard rate、利率與資本成本、風險承受程度、event risk、uncertainty、公眾掌握了多少資訊、有多少內幕資訊，以及市場本身是否有足夠 liquidity。「那麼多種因素加起來，就是四毫。」 因此，價格其實是大量複雜資訊被壓縮後形成的一個數字。 問：價格突然變動時，怎樣分辨是訊號（signal）還是噪音（noise），即事件風險是否真的改變了？ 答：不能單看價格升跌，要至少從幾個維度判斷。 第一，看時間關係：價格變動是否緊隨某項相關事件；第二，看交易集中程度：是很多人同時交易，還是少數帳戶突然落重注；第三，看持續性：如果只是突然一筆大手買入，之後甚麼也沒有，可能只是 noise；如果買入活動持續增加，同時相關新聞與資料亦陸續出現，signal 的可信程度便較高；最後還要問，整個因果邏輯究竟是否「講得成理」。因此，不能只因為價格突然跳升，就斷定一定有人有內幕消息。 問：價格與時間有甚麼關係？ 答：時間至少從三方面影響價格。 第一，binary option 有到期日，所以時間值會隨到期日接近而逐步消逝；第二，這並不代表 YES 一定愈近到期愈低，因為某些事件可能偏偏愈接近死線才愈容易發生，這就是 hazard rate 的問題；第三，金錢本身也有時間價值——今天的一元和幾個月後的一元並不等值，必須以利率折現。正如錄影所說：「利率愈高，這些 contract 可以開出的價格便愈低。」 問：甚麼是 Liquidity？為甚麼它對預測市場特別重要？ 答：Liquidity 最簡單就是：你想買的時候有貨可買，想賣的時候有人接貨，而且不需要因為一筆交易就把價格大幅推高或壓低。 沒有 liquidity，市場便容易出現「有價無市」，一筆不大的交易也可能令價格劇烈波動。影片的講法很直接：「liquidity 就是一個 platform 最重要的價值，它甚至會付很多錢去買這些 liquidity。」 真正成熟的 liquidity 不只是成交量，而要同時有窄 spread、足夠 depth，以及市場受到衝擊之後能夠迅速恢復的 resilience。 問：誰負責提供 Liquidity？Market Maker 怎樣運作，又怎樣賺錢？ 答：主要就是 market maker，也就是 liquidity provider。 Maker 把買盤和賣盤預先掛在市場等待別人來成交；taker 則是即時取走已有的 liquidity。所以錄影中用了一個很直觀的說法：market maker 是「用時間換錢」——我可以等，我不急，把盤放在這裏等你來；taker 則是用錢換時間。 Market maker 同時提供「貨」和「錢」，主要收入可以來自 bid-ask spread，也可能有 maker rebate 或其他流動性獎勵。可是這並非無風險生意；最大的敵人往往是「比你知道更多的人」，再加上 inventory risk、資訊風險、重新定價風險及資金成本。因此真正計算的是經風險調整後的資本回報，而不是免費賺 spread。 問：為甚麼像預測市場這類平台特別難 Cold Start（冷啟動）？ 答：困難不在於把網站或 App 寫出來，而在於交易者和 market maker 必須幾乎同時出現。 沒有用戶，就沒有 order flow；沒有 order flow，market maker 沒有理由進場；沒有 market maker，就沒有 liquidity，spread 變闊，用戶更加不願留下。因此錄影中的總結是：「重點不是你會不會寫 prediction market，重點是你有沒有錢引人入場。」 平台經濟突破 cold start，往往要先「扔本」補貼市場。一旦越過這一關，更多 users 帶來更多 order flow，吸引更多 market makers，liquidity 改善，spread 收窄，execution 提升，又再吸引更多 users，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 問：如果平台最後都要打價格戰、不斷削減 Transaction Fee，它們最終靠甚麼賺錢？ 答：成熟交易所真正值錢的資產，未必是 transaction fee，而是 order flow 和由交易產生的資訊。 錄影中的說法是：「一旦成為成熟市場，不但會減 transaction fee、打價格戰；最主要賣的是甚麼？Order flow，賣資訊。」 交易者用真金白銀下注所產生的 order flow，本身就是極具價值的市場資訊，可以出售為 market data、API、歷史數據和其他服務。因此 transaction fee 很多時反而要拿來補貼 liquidity provider；平台真正想建立的是一個掌握 liquidity、order flow、price discovery 和 data 的網絡。正如片中所說：「這些是真金白銀拿回來的資訊，當然可以真金白銀賣出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陸克文出身昆士蘭一個不算富裕的家庭，大學主修中國語言與歷史，畢業論文寫魏京生。一九八一年畢業後投考外交部，八四年派駐北京，八九年六四那年，他親自走到天安門廣場，跟聚集在那裡的學生聊天。同一段時期，他在廈門見過一位剛上任的副市長，多年後回頭看，那次是一次普通的公務接觸，沒有留下什麼特別印象。 二零一零年，他已經是澳洲總理，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問澳洲，兩人在坎培拉總理官邸用普通話傾談了兩個鐘頭。同一年，維基解密洩露的一份外交電報顯示，陸克文私下跟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形容自己是對中國的殘酷現實主義者：「中國不會變，一定會維持一黨專政。」 政治現實主義是什麼？講到尾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甚至帝國與帝國之間，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共同利益，或者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可言。掌權的人，講到底都很現實。這個框架底下，忠誠這回事其實不存在，只有共同利益。陸克文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但如果他真的是一個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他二零一三年卸任總理之後跑去牛津重讀博士，花數年時間把習近平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讀一遍，寫成《論習近平》，書裡卻斷言習近平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信徒；這一點本身就跟他標榜的現實主義身份有點自相矛盾。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不會這樣著緊信意識形態；統治需要的是客觀考慮，不是意識形態本身。 時間回到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陸克文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當時，西藏三月抗爭剛遭鎮壓，北京奧運聖火傳遞爭議正鬧得沸沸揚揚。他沒有選擇講場面話，而是正面處理中國經濟崛起卻政治威權這個矛盾，陸克文用了諍友這個詞——真正的朋友願意直言不諱，而不是那種為了維持表面和諧、把不愉快都吞下去的老朋友。當時他的身份是澳洲總理，講稿一定經過對方過目，還容得下少許批評性。這跟他後來寫《論習近平》時斷言中國不會變、不要妄想的口吻，不能同日而語。同一段江澤民延續到胡溫的年代，經濟相對開放，還算談得來；去到馬列信徒的年代，就談不來了。 外交體系出身的政客，職涯每一步都需要跟中國維持某種可運作的關係。學者的學術信譽，某程度上反而是靠被中國拒於門外建立起來的。其次，外交官講一句話可能直接影響雙邊關係、產業關稅、甚至外交官員第二天要不要被叫去領事館喝茶；學者寫一篇論文，最壞的後果是被禁止入境，代價的即時性跟連鎖規模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兩種人認識中國的方法論本身不同。政客的知識來源，主要是跟活人打交道——酒桌上的對話、閉門會議裡的表情、官員話裡有話的分寸，這種知識極度依賴關係的維繫，一旦關係惡化，知識來源就跟著枯竭。學者的知識來源，是檔案、田野調查、文本細讀，這種方法論不需要跟中國官方維持友好關係才能運作，甚至某些時候關係越差，資料越敢寫。 或者，陸克文不是天真；他一九八九年就已經親眼看過中國政權最赤裸的一面，他是被自己的職業生涯，綁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歷史有沒有必然？如果現在當權的不是習近平，而是薄熙來，做的事情會不會很不同呢？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一套，後來習近平照樣做，其實不會很不同。又或者，當年在深圳搞特區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中共自己的歷史文獻仍然找得到，第一個提出要搞深圳特區的其實是華國鋒。。 讀歷史不是只讀一個人做過什麼，而是讀那個環境、讀前因後果；將人放得太大，而很少講到那個環境是什麼的講法，其實忽略了故事背後那個時空設定。陸克文絕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七十年代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八十年代明明親歷了六四、明明知道中國不會變，卻還是在他的崗位上。或者，換了另一個人做澳洲的外交官、總理，澳洲的對華政策也是大同小異。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台灣計劃 2027 年再向每個台灣人派發一萬元，政府將之定性為「AI紅利」。表面上，今次與 2025 年那次派錢並無不同，但兩年前政府卻以「財政上無力承擔」為由，拒絕在野黨的相同提案。 台灣 2024 年稅收超出預算約5283億台幣，但整體財政仍然錄得2439億赤字。 雖然政府說 2027 年的收入將因 AI 相關產業的稅收增長而顯著上調，總支出（包括這筆派錢）預計仍能與收入大致相抵，達致名義上的收支平衡。 但實際上台灣政府仍然有一定債務，主要由台灣的金融機構持有。 派錢，最主要的代價是加劇通脹；影響的幅度，關鍵在於派的錢是不是靠借回來的。若一個政府本身已有嚴重赤字，純粹靠借貸去派錢，這無疑會製造明顯的通脹壓力；但若這筆錢源自實際增加的收入，屬於一種財政再分配，理論上對通脹的影響會相對輕微。 更值得追問的是，這種派錢方式一旦重複，會不會逐漸形成一種政治上的理性預期？2023年、2025年、2027年，短短數年內三次派錢；人民會不會開始覺得，政府往後將傾向以直接派錢的方式換取民意支持？並將此視為常態？一旦這種預期在社會上建立起來，即使個別一次派錢本身的通脹效應輕微，長遠而言也會影響到通脹和匯率。 通脹的影響，從來都不是平均分佈的。越是低收入人士，越容易受到通脹侵蝕；越是有能力借貸、持有信貸額度、能將資金投放於資產的人，越有條件在通脹環境之下獲益甚至受惠——包括那些依靠海外收入在台灣生活的人。 換言之，一項本意是「還富於民」的政策，若最終演變成制度化的、可預期的財政習慣，其代價很可能由社會中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一群人優先承擔。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美國全國餐飲業會的最新數字顯示，2024年 full service 餐廳的稅前盈利中位數只有2.8%，limited service 的快餐業都只有4%。做一百蚊生意，真正落袋的可能只有三四蚊，還未計算雪櫃壞了、租金加了、最低工資加了這些突發事。將一百蚊拆開來看，大概三成用在食材，三成用在人工，兩條數加起來已經去了六成幾，全服務餐廳的比例還會再拉開一點。這是一門出了名的 high fixed cost、high operating risk、low margin 生意。 為什麼由 2014 到 2024 這十年間，私募基金會向美國的餐飲業投入接近945億美金？Roark 用 113 億買了Dunkin’，再用 96 億買了 Subway；Blackstone 在自己的報告都表示，Franchise 這個模式是他們的高信念投資範疇。 私募基金入場，買的不是漢堡包、三文治或是墨西哥菜，他們買的其實是一套可以製造穩定現金流的機器。一間餐廳自己經營，見到的是店鋪開支、人工、租金，賺剩那條數才是你自己的。但當這間餐廳變成一盤 Franchise 生意，「玩法」就完全不同；資本那邊不需要理會日常營運那堆頭痛事，只做資本密集的事：收固定加盟費，加上一個與利潤掛勾的分成。你生意做得好，他有得分；做得不好，他還是有得分。 麥當勞就是最清楚的例子。好多人以為麥當勞是做漢堡包，但它全球 45356 間分店，95%都是 Franchise 出去，自己收租才是主業。加盟費一年收 60 億美金，物業租金就收 104 億。 當然，不是只有財技一條路。In-N-Out 與 Raising Cane’s 這類公司選擇自己經營，不上市、不賣加盟權，一樣做到規模效益。In-N-Out 更加是典型例子：一直自己控制供應鏈，牛肉要求 never frozen，新分店只可以開在養牛場方圓一百里之內；這個條件令它擴張得很慢，431 間分店，與其他連鎖店動輒過千間相比顯得小，但每間店的 AUV 高達六百萬美金，冠絕同業。它寧願慢，也不會為了規模而犧牲自己的供應鏈標準。 馬克思主義者批評，資本天生就是擴張性的；他們未必反對個體戶買賣，問題在資本本身。這個講法其實頗有根據，換了在商業經營的語言，就是怎樣多開幾間店鋪、怎樣多收幾個客。不過，新開的餐廳，捱夠三年站得穩的機會，其實只有一半。為什麼仍然這麼多人入行？如果入行的目的是由小做起，之後做大盤生意賣給人，這條數本身就與私募基金玩的是同一個遊戲。 平時講「餐飲業」，好似它是一個單一的行業，但是當 division of labour、資本市場與Franchising 發展到某個程度，同一個「餐飲業」背後其實已經有好多完全不同的生意模式：有人賺煮飯的錢，有人賺品牌的錢，有人賺租金，有人賺供應鏈，有人賺利息，有人賺Royalty，還有人可以將未來的 Royalty 包裝成資產。餐廳，可以同時是一門很差的生意，亦是一門很好的投資；關鍵只是你站在 cash-flow waterfall 哪一層：賣漢堡包不如賣franchise，賣franchise不如賣股票。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2019年，我在Facebook寫過一篇長文，談香港的 Endgame 會是怎樣。當時我不直接答這條問題，而是用推理去說我的預測： 我又不是上帝，又怎麼會用絕對正確的視點去說未來呢？ 北京的方針是什麼？基本上只要「What happens in Hong Kong stays in Hong Kong」，他們就已經接受了短期內無法化解矛盾的事實。有人會說，你不是主張 Leave us alone 嗎？這不就好了嗎？我要說清楚，Leave us alone 是北京不要破壞香港既有的結構和平衡，而北京的實際方針是：「他們搞香港就行，香港搞他們就不行。」這個不對等，才是真正的問題。 小粉紅有不少都很憎恨香港人，因為北京的思想防疫工作很早就開始，強調香港人嬌生慣養，受了各種好處，但又不懂得感恩。他們的文宣對象是大陸人，他理得你香港人覺得荒謬可笑，因為北京最關心的，是獨裁的合理性；他們很積極地用管治危機，去肯定中共那一套極權的手段。 我承認，我很擔心北京好像對付新疆那樣對付香港。 香港這邊，和理非其實沒什麼變數可言。有能力的已經在想怎樣走和何時走；勇武的呢？他們不需要人多，一千幾百個已經可以繼續某程度上的抗爭。我最擔心的，是勇武再進一步演變成為再激一點的抗爭模式，好像IRA那種非正式的民兵；在北京和他們傀儡的定義裡，一定是恐怖主義。如果公安條例不夠辣，就國家安全法。假如勇武升級，所謂宵禁只不過是小兒科，屆時會有更加多的和理非選擇移民。至於會不會有和理非的惡席，我覺得已經不重要，因為去到這一步，勇武已經有自己類似秘密組織的文化，和外界社會會有一定的隔膜。而一旦抗爭者接受法庭審訊，將會出現另一個轉捩點：權貴、建制，以為嚴刑峻法會有阻嚇作用，卻沒有想過任何動物 flight or fight 的本能——和理非會選擇 flight，但勇武，他們相信的只有 fight。 這不止是放棄一代人，是直接摧毀整個 institution；但受到北京操控的傀儡，就繼續在制度自信；香港人無論摧毀多少傀儡，北京是繼續有源源不絕的供應。 那麼如何破局？很多人覺得問題核心是要美國介入，北京就會害怕。但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如果北京都假設香港人會走這條路，他們的反制策略就是再進一步高舉民族主義，將所有香港人都標籤成為通敵賣國的漢奸。所以真正的破局，是要連大陸裡面的民眾都覺得，香港的前途關他們事。我知道這個策略很難，但當年見到一個中大的大陸交換生寫的心聲，我又不覺得完全沒可能。重點是，我們從一個怎樣的道德高地去贏取這班大陸朋友的認同和支持。再說一次，是難，是很難，但是就是因為難，所以值得做。假如香港人比中共更加得到十三億人的認同，那就一定贏。 思想上最大的盲點，是很多人將中共當作是這十三億人的代表。毫無疑問大陸人裡面有很多支持他們的民族主義，支持他們的中共，但任何意識形態都是雙刃劍，民族主義也是。中共是不是最懂得駕馭這件意識形態武器的一方？我又覺得不是。意識形態的操作是非常之極度可擴展的，香港人過去已經顯示出我們文宣的絕對優勢，我認為應該重開這條戰線。中共的核心其實最多只有幾千人，記住，政治是鬥人多。 首先我們不要失去了道德高地。 以上是 2019 年的貼文（行文用語或許有所出入），以下是 2024 年的回顧： 這幾年反覆思量，令我有一個新的體會：從來一國兩制都不是一個什麼承諾。 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英文媒體，往往會說一國兩制是北京對香港的承諾，令香港人安心接受主權移交的政治現實。 但在中共的世界觀裡，所有事情都是有用和沒有用兩個分別而已。一國兩制是有用的，而用途不是要令香港人願意接受主權移交的現實，而是為了保護他們的那個一國，他們的那個一制。香港的制度，對他們來說有一段時間是有用的，所以他們就繼續保留；當這個制度在北京眼中沒有用了，他們就覺得既然沒有用的東西，就可以不要。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一國兩制是一道防火牆，保護的對象不是香港人，是北京代表的一國和他們代表的一制；讓他們可以透過香港得到國際財經金融市場帶來的各種好處，而不需要改變自己。 但對於北京來說，近年他們說無秩序的資本擴張是不能夠接受的一件事；所以香港也由「有用」變成「有害」。 另一個觀察是，這幾年北京對於好像小紅書之類不斷詆毀香港、不斷「踩」香港人的言論，是沒有半點限制。在一個對言論自由高度監控的社會，為什麼容許大陸人，尤其是那些小粉紅，去將香港刻意貶低？ 記得在 2019 年已經不斷說，香港的政府只不過是一個「傀儡政權」。在北京的角度，香港人如果衝擊這個傀儡政權，不但對他們沒有絲毫的影響，甚至證明了，香港以西方價值觀去經營的社會，是這麼多動亂。所以到今天他們仍然要將 2019 年所發生的事情，只聚焦在暴力抗爭，完全不會說和理非做過什麼事。 問題是這幾年在中國大陸也發生過白紙運動，或者現在有很多年青人由躺平變成對青春無悔、夜騎開風等等。北京有沒有擔心？我想他們是非常之擔心。早前有一個分享講「愚昧」，講到在一個專制獨裁的統治之下，那些人民其實可能有時候比起政權更加可怕。有讀者留言說，不要用愚昧去形容他們，不要這麼負面。但其實群眾那種盲動，正正就是獨裁統治者所需要的那種社會環境，尤其是當環境裡面充滿恐懼和仇恨，哪怕是再清醒的人都很容易變得仇恨，會變得盲動。回看當下的香港人，我想還有很多很清醒的人，還有很多朋友知道實情，但無奈在這種社會氣氛之下，我們其實是很難保持那種清醒。 我也很不喜歡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切事情，純粹出於一種仇恨。我不是說要擁抱它的所有事情；因為很多人要麼就很喜歡一件事，要麼就很討厭一件事。所以，這幾年另外一個最大的反省，就是怎樣用一種冷靜客觀一點的角度去看中國大陸的各種問題，因為這樣才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究竟為什麼他們做什麼事。如果純粹就是說他們是就是如此這般，或者用一種鄙視、甚至仇恨的角度去看，其實不會讓我們繼續做一個理智清醒的人。 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但在寫下歷史之前，首先我們要做好自己作為一個人。全世界的環境都在轉變，不單止在香港生活的人要面對各種挑戰。清醒冷靜，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價值。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為甚麼有些海外的港式茶餐廳，反而比香港本地的更接近人們記憶中的樣子？答案可能是倒轉的：不是因為有香港特色美食才有茶餐廳，而是因為有茶餐廳這一種制度，才會出現有香港特色美食。 先由一個常見的直覺講起。很多人會假設，一種菜系是由它用的食材定義的。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法國菜靠五大醬汁，印度菜靠Garam Masala，東南亞菜靠椰漿香茅——只要掌握了這些地方的基本材料和技法，一個人可以模仿到七成八成以上。 香港的菜式完全不是這個邏輯。你將菠蘿包上那層脆皮放到其他麵包上，就不再是菠蘿包；你將火腿加進其他食物，也不會是香港特色。香港食物需要非常具體：一定是通粉加火腿，一定是牛肉加芽菜加河粉加豉油。 茶餐廳的特點，是這個場所背後的社會功能；打工仔的早餐。1950年代的茶餐廳菜牌：福建炒飯、星洲炒米、葡國雞、羅宋湯。俄羅斯的羅宋湯其實沒有番茄，用的是紅菜頭；但香港當時能買到的材料是椰菜和番茄，於是「錯」的食材，反而變成了香港的正宗地道美食。 香港沒有農業基礎，也沒有一套獨有的烹調技法系統，這個地方能出產的是背後的場景、制度。茶餐廳將運作簡化，水吧可以一個人可以落單、沖奶茶、煮麵、煎蛋。這種高度工業化的效率，其實正正就是香港飲食文化的資本主義本質。 另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為甚麼海外的離散族群，往往會保留住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保留住的傳統？」 演化生物學的有個概念叫 Founder Effect（創始者效應）。一個龐大而多元的族群，往往只有一小批人離開，建立一個新的社群。這一批人不可能帶走原本族群的全部基因，他們只是一個高度篩選過的樣本。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族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多數現在的魁北克法裔人口，其實來來去去就是最初由 8000 個移民繁衍出來的後代。 Founder Effect 的概念套用在文化上，同樣成立。移民的時候，我們只能帶走部分的事物；習俗、食譜、價值觀等都是高度篩選的。但留在原居地的人，不但繼續受到新事物所影響，他們身處的環境，本來就有更多元豐富的各種元素。於是，由離散族群保存的事物，和原居地不斷變化的文化，會慢慢有更大的距離。其實不用很長的時間，就能觀察到這種現象。我自己沒有回香港六年，在美國定居下來，我也留意到，自己和現在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經開始有些不同。 這不是因為誰進步誰落後，而是因為兩邊的人，共同經歷的環境本身就不同。 離散族群的「文化凝固」，會反過來製造一種奇怪的市場現象：離散族群的人，會用他離開那一年的記憶，作為判斷正宗與否的唯一標準。但在原居地的廚師，卻不斷地演進，加入新的技法、食材。在離散族群中的廚師，一旦嘗試改變，就會被批評為不正宗。這就是所謂的 Authenticity Trap。 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才叫正宗，甚麼才叫傳統？」在某一個時空的生活習慣，是由於當時的經歷。這代人覺得那是正宗的事物，他們的上一代人，一樣覺得是不正宗、不傳統。 正宗和傳統這些價值，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永恆的標準。文化是會不斷轉變的東西；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客觀環境下的現象。 當然，將時間線再拉長一點，在離散族群一樣可以出現創新。例如秘魯的日裔移民，將日本的海鮮處理方式與秘魯的青檸、辣椒結合，造出Ceviche；今天已經是一道公認的秘魯菜。澳洲的港式茶餐廳，有一籠一隻的燒賣，大小像拳頭，也是經過長時間慢慢演變出來的變種。 用博物館的標準去看，以上的食物都可能都不正宗；但它們有生命，會繁殖，會產生新的東西。 真正需要保存的，不是固定不變的方法。香港的文化，背後本來是創新的精神；以最有效的方法，去服務某個時代，某群人的需要。香港精神是不斷適應、不斷進步。當然，我們這代人仍然記得、曾經存在過的東西，暫時是不可能變的；但未來，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這樣講，是不是等於根本沒有「香港菜」這樣東西？ 不是這個意思。香港菜是存在的，只是它的定義不是靠食材，而是靠那個場合和那套制度——茶餐廳這種生產模式，才會產生出港式的通粉加火腿、乾炒牛河這些具體組合。抽走那個場合，單靠材料組合，是模仿不出來的。 如果離散族群保留的東西是凝固的，是不是代表他們落後過原居地？ 不是。這不是進步和落後的分別，而是兩邊經歷的環境本身不同。原居地一直在變，離散的一批只是保留住離開那一刻的一個切片，兩邊自然會有距離，但這個距離不代表誰比誰高明。 Authenticity Trap 是不是等於離散的廚師不應該理會食客的期望？ 也不是要他們不理，而是要理解那個期望本身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食客用他離開那一年的記憶做標準。原居地的廚師可以自由創新，離散的廚師卻被要求代表傳統，這是一個值得知道的現象，不是廚師要順從或者要反抗的道德命題。 如果正宗和傳統都不是一個永恆標準，是不是等於甚麼都可以叫正宗？ 每一代人在他生活過的那個時空之內，會有一套具體的判斷，只是這套判斷會隨時間轉變。上一代人覺得你當年吃的不正宗，這代人又會覺得下一代吃的不正宗，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不代表判斷本身沒有意義，只是這個意義不是永恆的。 為甚麼會用 Founder Effect 這個生物學概念來講文化？ 因為兩者的機制其實相似：一小批人離開一個龐大的族群，帶走的必然是一個高度篩選的樣本，不是隨機的。魁北克的法裔人口，大多數是最初大概8000個移民的後代，就是這個現象在基因上的例子；文化移民的時候也是一樣，帶走的是一個行李箱的切片，不是完整的原鄉。 秘魯的Ceviche、澳洲那些一籠一隻的大燒賣，和香港有甚麼關係？ 它們是同一個現象的另一面：離散族群不是只會凝固，也可以演變出新的東西。秘魯的日裔移民把日本的刀工和秘魯的青檸辣椒結合，造出了今天公認的秘魯菜；澳洲的港式茶餐廳把燒賣做大成拳頭般大小，也是經過長時間演變出來的變種。這些用博物館的標準看都不正宗，但它們有生命。 你自己觀察到和香港朋友看法不同，具體是指哪方面？ 離開香港六年，在美國定居也六年，最明顯的是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開始有距離——不是因為誰進步誰落後，而是兩邊共同經歷的環境本身不一樣了。這種距離不需要很長時間就會出現，六年已經足夠讓它變得可以觀察到。 最後你想講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看這種文化上的分歧？ 真正需要保存的不是某一種固定不變的做法，而是背後那種創新的精神——用最有效的方法去服務某個時代某群人的需要。這才是最終的香港精神：不斷適應，不斷進步。我們這代人記得的東西，暫時不可能變；但未來會變成怎樣，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經常「禍從口出」；究竟係佢本身講嘢冇分寸，定係錢眾早就慣咗將公眾人物每句話都放大？ 事情由一集 Podcast 開始：阿爾巴尼斯喺總理官邸一邊飲威士忌一邊做訪問，被問到可以同 Kylie Minogue 「上床、結婚、拍拖：三選一」，佢答「三樣都要」；跟住被問起收過最古怪嘅外國元首禮物，就用手勢捧起兩個高市早苗送嘅靜岡蜜瓜，說咗一句性暗示嘅話。 呢件事後來更發酵成一場機密文件洩露嘅外交誠信危機，就連日本駐澳前大使山上信吾都出來炮轟。雖然社會服務部長普利貝塞克被推出去擋剎，黨內其他女性同僚亦撲出嚟護主，但心水清嘅凱大熊就指，阿爾巴尼斯公關團隊唔係唔知道邊啲人可以得罪，邊啲人唔可以得罪。 呢場風波真正嘅核心，係公眾人物嘅分寸感；而我哋又究竟應該用咩準則去評價公眾人物呢？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匯豐澳洲嘅零售銀行業務，2025年除稅前溢利仲有6億幾澳元，按年仍然升近一成。話雖如此，匯豐澳洲嘅樓按市場，市場佔有率只得1.5%；四大銀行加埋第五大嘅麥格理，都遠遠拋離佢。 最終，匯豐澳洲都係要賣盤退場；360 億澳元嘅樓按同個人貸款組合，由黑石旗下嘅Virgo BidCo接手，佩珀金融負責日常貸款服務。呢單交易其實早在 2023 年 12 月佩珀接手匯豐紐西蘭嘅按揭組合就已經開始，到今年 7 月 31 日先至有最後答案。 匯豐整個集團市值當然大，但喺澳洲呢個高度集中嘅市場，佢從來都唔係主要玩家。規模太細之下，合規成本反而不合比例咁高。聯邦銀行行長話，單係防詐騙，佢哋每年就要洗9億澳元；要知道匯豐澳洲全年先賺 6 億，各種合規嘅固定成本肯定嚴重影響匯豐澳洲零售銀行業務。2024 年一連串冒充匯豐嘅SMS詐騙案，最終演變成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ASIC）向匯豐提告，判罰3500萬澳元，有苦主嘅戶口甚至被封鎖542日先解封。連匯豐自己主打嘅信用卡回贈，喺澳洲呢個高度集中嘅市場度都幾乎冇得賺。 更重要係，匯豐有更多更好嘅方法選擇，趁有價有市將零售業務出售，係非常之合理嘅決定。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電信，即中國移動的前身，代號 941 在香港上市。單單這一日，這隻新股便從香港銀行體系抽走四十二億美金。當時中國全國的外匯儲備，也不過一千三百七十八億。一天在香港抽四十二億，這個規模，足以令銀行同業隔夜拆息，抽高到三百釐。 這就是香港版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而觸發者，正是中國的「抽水活動」。 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人重提一個講法：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之所以能夠安然無恙，全靠北京出手，擊退索羅斯這班大鱷。這個講法，近年愈講愈多，邏輯很簡單，很直觀；中國很大，香港很小，中國救香港，天經地義。問題是，事實剛好相反。 一九九零年代，中國的金融業才剛起步。人民銀行要到一九九四年，才廢除那自欺欺人的匯率雙軌制。在一九九四年前，官方牌價一套，市場一套，一般民眾購買進口商品，還要靠外匯券。這套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保護主義，也是一種很極端的外匯管制。中國之所以在九四年改革匯率，是為了加入世貿。 匯率改革之後，中國的外匯儲備由一九九四年開始急升：九三年初二百零一億，九四年底五百億，九五、九六年再倍增到過千億。這批多出來的儲備從何而來？答案是外資流入，而流入的門戶，就是香港。 一九九三年七月，青島啤在香港掛牌，是第一隻 H 股。此後，一批又一批H 股紅籌國來香港上市抽水，甚至去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亞洲金融風暴在外面已經打到如火如荼，抽水活動仍然繼續。用今日的講法，就是所謂的南水北調；香港的股市，成為了中國創匯背後其中一個最大力量。 諷刺是，真正因為金融風暴陷入危機、需要靠香港打救的，是廣東省。當時廣東省一些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高達五成，像粵海這類省企，經歷了兩年多的重組工程才死過翻生，靠的正是廣東省政府注入東江水業務，透過改組來香港集資，完成債務重組。東江水的客戶，就是香港，上市集資的地方，又是香港。這是名副其實的南水北調。 中共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根本沒有能力去支持香港；相反，是香港的資本市場，救了廣東省。 董建華卸任之後，曾經對南華早報透露，在風暴期間他曾經向北京提出要求，但遭到北京拒絕。但後來，他反過來為北京「補鑊」指中央拒絕出手，是不想破壞一國兩制。從客觀條件去分析，真相很簡單：當時中國既沒有條件幫香港，香港亦沒有這個需要。 所謂「大把財政盈餘去打大鱷」，其實只是很表面的理解，也是為何當年很多人相信曾蔭權、任志剛、許仕仁，是打大鱷的三個民族英雄。但整場風暴背後的資金流向，從來不止索羅斯一個人，也不止幾個炒家：有份沽空港元的，還有香港的有錢人、銀行，以至其他機構投資者。再者，單純資金換美元，本身不會構成金融危機；大前提是只要銀行體系資本充足，就沒有問題。 真正出事的，不是金融業或股票市場，而是樓價下跌，令銀行資產負債表萎縮，觸發骨牌效應。這個現象放諸四海皆準：日本如是，香港、美國、中國亦如是。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香港樓市泡沫其實只是剛開始爆破，而真正最難捱的日子，是二零零一年之後到二零零二年。反觀當時的中國經濟，在二零零八年之後亦曾出現問題，也是首次用四萬億方案，首次以大規模財政手段處理宏觀經濟問題；在此之前，中國金融制度的傳導機制，其實仍未完全建立。 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對香港人的承諾，也不是對英國的承諾，而是一個讓中國毋須改變自身制度、卻又能透過香港享受國際金融市場好處的防火牆。本質上，防火牆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護中共，而不是為了令港人安心。 一九八四年底，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後，戴卓爾在北京會見鄧小平。當時鄧小平想借戴卓爾的口，向美國列根總統傳話，問可否用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去處理台灣問題。戴卓爾反問鄧小平，怎樣看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方向。當時鄧小平的答案很清楚：「中國永遠都會是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人口，永遠都只會是少數。」注意，他用的字是「永遠」；而且鄧小平也曾經講話，假如中共放棄控制經濟，資本主義將會吃了他們的社會主義政府。同一年年底，戴卓爾去到美國大衛營見列根，亦曾傳達這個訊息。只不過是將近廿年，沒有人認真去了解這段歷史和中共的盤算。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複雜的城市、一個社會，一直在轉變之中；只不過越接近一九九七年，香港就由「世界的一部分」，變成「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當時主流社會天真地相信，最終是香港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從頭到尾這個幻想都只是外界對這個神奇國度太多一廂情願的假設。又有很多人以為，經濟現實的改變，終會令中國改變。實情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甚至科技，至今仍然停留在膚淺的認知：中共至今仍然將高樓大廈、夜景、夜繽紛這些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視為經濟發展，對於背後的制度和複雜的市場運作等抽象概念，只有口號式的理解。其實早在一九八三、八四年中英談判之時，這個問題已經浮現。當時英方很積極地想解釋香港有些什麼特點、為何如此成功，但中方的態度卻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與你們無關。」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不會接受和平轉變。蘇聯倒台之後，我們又被同一班人，用同一個謊言騙。那時候的人以為鄧小平那句：「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意思是中共會變，不過要多點時間而已。其實這句話的關鍵詞，從來不在「改革」兩個字，而是「下台」：中共用行動說明，改革是手段，目的是不要下台。馬照跑、舞照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一句又一句的口號，背後以一個又一個的都市傳說去充撐場面。明明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時，剛好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明明特區政府處理經濟危機時，不停犯錯，可恨人的記憶，很容易受主觀信念扭曲。只要越來越多人相信「中國很大、香港很小」，金融危機過了十年八載，歷史就會被扭曲成「北京介入讓香港渡過難關」；再過多十年八載，很多人就分不清什麼是事實，什麼是被寫成的事實。 歷史，從來是由勝利者所寫的。假如我們放棄對歷史的堅持，靠都市傳說、口號去統治的神奇國度，就完成了他們一直想做的事，不只是收回香港主權，也改寫了全世界的記憶。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所謂的「可負擔房屋」，在制度上究竟是什麼？ 答：它不是公屋，也不是資助出售房屋，而是一種以規劃權換取租金折扣的安排。新南威爾士州以環境規劃政策放寬地積比率，鼓勵發展商在項目中撥出部分單位作可負擔用途；維多利亞州則以社會房屋增長基金和快速通道計劃加快審批，達到類似效果。這些單位只租不賣，而且設有年期，英皇十字那個項目的年期是15年，期滿之後單位回歸市場。同一棟建築物之內，可負擔單位與自由買賣的單位並存，是這套制度的結構特徵。 問：為什麼一個可負擔房屋項目，可以令一個地段的住宅單位數目不升反跌？ 答：雪梨英皇十字一個地盤是清楚的例子。原本那棟樓有80個一房及開放式單位，重建之後變成23個可負擔單位加21個豪宅，合共44個。額外樓層為發展商帶來3,000萬元以上的價值，而可負擔單位的租金折扣，成本只在200萬元左右。政策名義上增加了可負擔供應，實際上減少了整體單位數目，同時把中低價位的舊存量換成了高價位的新存量。 問：把租金定在市值租金的74.99%，問題出在哪裡？ 答：折扣的基準是市場，不是申請人的收入。市值租金受外圍環境左右——樓價上升、買不起的人轉去租、空置率在部分大城市低於1%——市值租金就會被推高，而所謂可負擔租金亦會同步上升。這套定義並沒有把租金與負擔能力掛鈎，只是把它與市場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市場越貴，「可負擔」就越貴。而過去30年澳洲樓價的年均複合增長率是6.4%，工資物價指數的長期平均年增長只有3.13%，接近前者的一半。任何以市場價格為基準的機制，都會自動繼承這道差距。 問：申請門檻定在哪裡？誰才是實際受惠者？ 答：以墨爾本一個項目為例，一房單位週租397元，申請家庭的年收入須介乎6.8萬至7.3萬澳元。按稅務局的課稅年度報告，這個收入水平大約已經高於六成澳洲人。制度上被界定為「低收入」的一群，其實接近收入分布的中位偏上，真正處於底層的人並不在這套機制的服務範圍之內。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Ray White香港的廣告話「免本地印花稅」，這句說話有咩問題？ 答：這句技術上並無錯——如果買家是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一手樓盤確實可以豁免本地印花稅。但廣告沒有告訴香港讀者，海外買家仍要支付額外的海外買家印花稅附加費，這筆附加費才是真正的成本核心，廣告完全沒有提及。 問：特許經營（franchise）這個商業模式，在法律結構上有什麼特點？ 答：特許經營商（franchisor）出品牌，有時還要求指定供應鏈，但前線與消費者直接接觸的一批人，通常不是總公司的僱員，而是買了牌照的獨立加盟商（franchisee）。這種結構令總公司可以享受品牌帶來的收入，同時將僱傭關係、消費者責任等法律風險，盡量隔離在自己和前線之間。 問：為什麼管理規模一大，很容易走向官僚甚至極權化的管理方式？ 答：管人本身充滿變數，難度遠高於管錢。當管理規模去到成千上萬員工，要維持一致的規章制度，管理手段就會自然傾向由官僚化走向極權化；這個現象不止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而是任何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管理都會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問：台灣珍珠奶茶可以特許經營遍布全球，但香港的茶餐廳文化做不到，分別在哪裡？ 答：珍珠奶茶的SKU少、生產流程簡單，茶底、糖度、珍珠都可以標準化生產、中央採購。但香港美食例如乾炒牛河，生產工序複雜，很多要靠師傅手感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這類知識很容易隨師傅退休而失傳，也很難系統化去複製到另一間毫無經驗的舖頭。 問：香港人到海外買特許經營生意做投資移民，背後有一條怎樣的產業鏈？ 答：在美國的 Franchising 博覽，展場尾段還會有移民顧問律師駐場，即場幫你安排投資移民與買生意的一條龍服務。這類生意很多時原本就是度身訂造給移民人士短期經營，待攞到永久居留權之後就轉手放盤，形成一條環繞著投資移民需求的特殊商業鏈。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雪梨的會議廳裡，外交部長連續兩年站上講台，說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話：澳洲對東南亞的投資，遠遠跟不上區域經濟成長的速度。台下的聽眾點頭，散場，隔年再回來聽同一句話。與此同時，這座城市的街道上，住著懂印尼語的第二代移民、與雅加達仍有生意往來的僑民、精通馬來語與廣東話的商人。他們不是稀缺物種，卻從未被邀請上台。 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澳洲缺乏懂亞洲的人，而在於這個國家的制度，從未真正承認他們的知識為國家能力。任何機構要判斷一個人是否真的懂印尼、懂越南，成本高昂、難以驗證，於是機構退回一個便宜的替代訊號：學歷、口音、一紙認證。一位讀了三年印尼語、寫過論文的白人學者，反而比一位在雅加達長大、家族生意仍在當地運作的移民，更容易被認證為「亞洲專家」。這不是後者不夠格，而是制度沒有一套辦法，去確認那份長在骨子裡的知識，究竟值多少錢。數據印證了這套機制的存在：澳洲勞動力中近一成為亞洲出生，但澳交所二百大企業的董事會裡，具亞裔背景者不足二成之一；中文姓名的求職者，須比西方姓名者多投六成八的履歷，才能換得同等的面試機會。 或許有人會說，這不過是文化差異需要時間磨合，語言教育若能重新投資，問題自然緩解。這個說法只說對了一半。即使把所有印尼語課程全數開回，澳洲外交部、傳媒編輯台、企業董事會，也不會因此多出幾張亞裔面孔坐上真正做判斷的位置；因為問題從來不在語言供給，而在於誰的知識被視為「專業」，誰的知識只被視為「社群代表」。 移民知識分散在千家萬戶，抵不過集中而制度化的認證權力。這道牆並非一夕築成，也未必能一夕拆除。 最後呼籲各位香港人，下一次人口普查表格送到手上時，願意在族裔一欄準確填上「香港人」，在語言一欄寫下「廣東話」，或許正是這道牆出現第一道裂縫的起點。 承認，從來都要有人先開口要求。 【友情連結】HKCC+ YouTube 頻道 問：澳洲對東南亞的貿易與投資為何持續落後於區域整體趨勢？ 答：澳洲對東協的直接投資存量佔比，由二零一七年的百分之六點三，跌至二零二二年的百分之二點九；同期東南亞佔全球外來直接投資的比重卻不斷上升。儘管貿易部長曾表示對東南亞的融資金額有所增加，但相較於其他國家商界在越南等新興市場的投入規模，此一增幅仍然有限。 問：澳洲大學東南亞語言課程萎縮的實際情況如何？ 答：澳洲大學東南亞語言的本地生註冊率，由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二四年間下跌百分之七十五；印尼語學生人數則由二零一零年的一千一百六十人，跌至二零二四年的四百八十六人。部分大學已因註冊人數不足而終止相關課程，形成外交人才培育管道的結構性斷層。 問：澳洲既有龐大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移民社群，為何仍被視為「缺乏亞洲人才」？ 答：問題並非沒有人才，而是既有的語言與文化知識未被制度承認為國家能力；這些移民社群往往被視為選舉時爭取的人口結構、文化節上的表演者，或商界的市場入口，卻鮮少被賦予外交、國安或企業決策層面的實質判斷位置。 問：語言能力本身是否足以讓移民躋身外交或貿易體系的核心崗位？ 答：語言僅屬入門技能，真正決定能否在相關崗位發揮作用的，是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會計、法律或礦產貿易等範疇的功能性知識。純粹掌握語言而缺乏此類專業背景，仍難以在制度中取得實質位置。 問：澳洲與美國在亞裔融入建制方面的差異，根源何在？ 答：其中一項關鍵因素在於歷史脈絡；美軍在二戰後於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地長期駐紮，衍生出大量具備當地語言與文化經驗的退伍軍人，成為日後外交及貿易體系的人才來源。澳洲缺乏此類先於移民政策開放、已具規模的建制土壤，故即使移民社群具備相應知識，亦難以循同等管道進入決策核心。 問：現有研究數據如何呈現亞裔在澳洲職場與企業管治層面的處境？ 答：澳洲多元委員會二零一四年的研究指出，澳洲勞動力中百分之九點三為亞洲出生，但在澳交所二百大企業（ASX 200）中，僅有百分之一點九具備亞裔文化背景。同一研究亦發現，百分之六十一的亞裔企業領袖感受到需迎合盎格魯領導風格的壓力。澳洲國立大學二零零九年的研究則顯示，中文姓名求職者須比西方姓名求職者多投遞百分之六十八的履歷，方能取得同等面試機會。 問：移民社群本身可以如何回應此一制度性困境？答：其一是透過建立社群組織與網絡，其二是善用既有法例（如語言服務權利）在制度內建立實質存在；其三是提升社群能見度，包括積極參與人口普查、準確填報族裔與語言身份，以爭取制度層面的正式承認。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打了十年仗，再用十年回家，最終雖然踏上故土，卻認不出那裡是家。 家並非一片固定的土地，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經歷二十年而徹底改變，地方縱然沒變，那段關係也已不存在。 真正的悲劇不是回不去，而是回到了，卻發現要找的那個家早已消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進入正題之前，我希望大家先記住一句話：權力會腐化，但同樣重要卻很少人講的另一半是：懦弱也一樣會腐化；而且權力腐化的是少數人，懦弱腐化的，是大多數人。 廣東省揭陽市坪埔村，四個未滿十四歲的男童，將一窩大約半個月大的小狗，連同牠們的母親旺旺，虐殺、焚燒。犯案的細節我不想細講，最令人髮指是他們一邊虐殺一邊拍片，還在鏡頭前笑著說「好香啊」，自得其樂。 真正值得深究是這件事的下半場。當全中國以至外面的世界都說「這樣很離譜」，這條村裡的人，竟然再拍片虐殺三隻貓，然後撂下一句：你們有膽的，就來我們這條村跟我們講。這一刻，他們已經超出了單純個體的反社會行為；我們見到的是一種社會行為；由官方，到整條村，到報復式的挑釁，是一整套的社會現象。 官方怎樣處理？新亨鎮人民政府通報，呼籲網民不要傳播、不要網暴這幾個人；村民自己在微信裡則說要「大事化小」，不要張揚。 雖然在這條村以外，中國大陸也有良知的聲音：有演員在抖音說要尊重生命，應該立法保護動物，但貼文被抖音刪掉。台灣藝人在微博問一句「正義、良知、公義、責任、法治在哪裡」，也是秒刪。所以，這件事在中國大陸其實是有爭議的，但問題是，由那個制度、那個系統，刻意把這些聲音刪走，避免爭議。 背後，還有沒有更深的問題？ 一種很直觀的說法是：中國沒有保護動物的法例。嚴格來說也不全對，中國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國家定義的瀕危物種。當中價值觀扭曲在於，假如那幾個人夠膽去虐殺一隻熊貓，政府一定出手，說他們犯法。 另一種主流切入，是吃肉的雙重標準：「你們不是個個吃素嗎？你吃豬吃牛吃羊，不也是殺害動物？」我也見到有人說：「虐殺和殺是兩回事；大自然本來就有動物吃動物，人類是雜食性生物。」 中國古典裡有一句「君子遠庖廚」；殺害動物本身是殘忍的動作，正因為惻隱之心，人不想見到那個過程；當食物煮好放上桌，不再以一個生物的形式存在，人也吃得心安理得一點。 有人說這是虛偽、雙重標準；無疑這是另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但不是我針對的題目。 首先，不妨先講我自己的立場：「我對動物是有一個 soft spot 的；小動物固然喜歡，大一點的也覺得可愛。」可能有人會說，這就是左膠、大愛、濫情？ 但人對其他人或物的共感、同理心，不是理性計算得出來的結果，不是理性的選擇；「我喜歡動物」，是很個人、很主觀的感覺；但我也不會強迫所有人接受我的這種價值觀。 有人會反問：「好，你有你的自由，那為甚麼那幾個小孩、那些虐殺動物的人，不可以有他們的自由去做這些事？」 道德的存在就是保護弱者 從哲學一點的角度想：「何為道德？」首先，道德絕對不是用來保護有權有勢的人。在叢林法則——誰大誰惡誰正確——的世界裡，對別人有絕對支配的能力，就可以為所欲為。但文明人接受不了叢林法則，原因很簡單也很理性，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永遠都站在支配的一方。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能夠支配他人的，永遠是少數。人類文明之所以慢慢發展出「道德」這個觀念，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擔心自己是被支配的那一個。如果你不信，可以用 AI 寫一個模擬：一套社會法則是絕對支配者毫無約束、可以為所欲為，另一套是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道德約束、對極度殘忍血腥的行為有所剋制。看看兩種模式最終得出甚麼結果。我可以很大膽地說，假如人類社會純粹建立在前者，根本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文明。人類不是在大自然裡特別有優勢的物種，單獨一個人在野外，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對他人、甚至對其他物種的慈悲，不單是人類的天性，也不單是一種社會規範，而是我們生存的根本。 站在這個角度批判揭陽那幾個人是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行為，絕不過分。 接下來更重要的兩個問題最是：一，為甚麼他們會這樣？二，怎樣改變這個現象？ 過去二十年，越來越多人不自覺地接受了一種觀念：「對其他生命有同理心、慈悲，是多餘的、是虛偽濫情。」「白左」「聖母」這些詞大概在 2010 年前後的華語互聯網流行，尤其是針對動物保護、環保、平權、LGBT、女性主義、素食等等，說這些人是同情心氾濫：「對狗有同情心，那麼對水母、對生蠔要不要有？」 我也曾跟素食主義者辯論過：「牛、鹿、羊、豬會痛會怕，所以不吃；退一步，魚呢？再退一步，生蠔呢？」題外話，我自己其實大多數時候吃得很素，我的家人甚至不吃肉，所以雞蛋是我最主要的蛋白質。我不敢將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強加於人，能行慈悲就盡量自己行。當然我也會偶爾也會忍不住吃點肉；人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至少我不會做到虐殺動物那一刻覺得有快感。這是兩件事。 回到「權力腐化」那句話；當中所指是濫用支配的力量；但 Eric Hoffer 提醒我們，絕大多數人其實是弱者，而那種懦弱更加腐化，而且腐化的還是大多數人。Jordan Peterson 也有一句我很記得的話：「軟弱不是道德；當你有傷害別人的能力，卻選擇不去傷害，這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真正的強。」你看那四個揭陽少年，虐殺的是小狗；如果面對的是兇猛的猛獸，他們還會不會勇敢起來？我想不會。 我不是否定支配他人有其快感，但正正是當你握有支配的能力時，才看得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們常說，給一個人一點權力，就看得出他的品格。 在某些社會狀態下特別容易孕育出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觀念；有人說「中國人就是這樣」，雖然我不排除很多中國人確實如此，但我們要留意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長期被欺壓，一旦自己強起來，就從被害者變成把痛苦施加於別人的人。 當政權否定普世價值 講道德，很自然會延伸到一個問題：「道德是不是建基於一些普世價值？」慈悲，我認為就是一種普世價值。而我對普世價值的定義是：「人類文明、人類今天的存在，就是建立在這些很根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上；包括我們不是純粹的弱肉強食。」假如人與人的關係純粹是弱肉強食，人類早已在地球上消失。這種根本的關係，我稱之為普世價值。 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政權，不斷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當有人提出某些社會制度源於普世價值——包括言論、思想自由，政權出於政治上的方便，就會用一種道德相對主義回應，指這些是西方的價值觀，不適用於中國人。 有一點我覺得很諷刺是，中共經常指西方國家虛偽、雙重標準；但如果一個人是虛偽、雙重標準，頂多只能說他不是不知道甚麼是理想的價值，只是做不到。虛偽，建立在你嘗試扮演某種價值；雙重標準，至少也有一個標準。可是我敢說，在過去兩三百年，在中文世界的道德倫理哲學，充斥著虛無主義；缺乏原則性。儘其量，就是搬出一些孔孟儒家教條式的說法。結果，中國人在討論道德問題時，往往只有兩種思維模式：一種是只有空泛的教條而無內容，另一種是乾脆走向道德虛無主義；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沒有道德，只有絕對的支配與被支配。 社會最上層出於政治需要，不斷模糊、扭曲概念。社會下層，也出現各種歪理。當你說虐殺小動物殘忍，他們就反過來說因為你吃肉，所以你也殘忍。可是當你有人說自己吃素，他就說是白左、是泛濫的情緒、是聖母。總之在他們眼中，世界根本無道德可言。這也是為何在這種社會中，有些人——尤其是弱者——很容易將自己遭遇的不幸，以暴力的形式，施加在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身上。 2013 年中共推出了「九號文件」；全名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說明，若有人宣揚普世價值，就要警惕，因為那是將外來設計的價值觀強加在他們身上。 其實中共一樣借用民主這些字詞，但將概念完全扭曲：所謂民主，就是我們有一個程序；所謂法治，就是有法規。當概念不斷被搬弄，背後卻沒有一套言之成理的原則，結果就是「口號治國」；口號背後完全沒有任何內容。 「九號文件」雖然表面上只狹義地針對政治範疇，但政治與道德倫理都是制度背後的原則。就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為例，那是反映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在北京眼中，這種觀念是高風險、直接動搖他們的絕對控制。當你嘗試將道理講清楚，他們的價值觀就站不住腳，唯有禁制言論。專制政權限制言論自由，理由是他們已經找到最終真理，只要讓黨掌握了絕對正確的人掌握權力，支配了所有資源，就能做出最好的結果；群眾只要照做就是，不用那麼多的討論。 另外，選舉政治最主要的價值，是向每一個當權者說：「你是可以被趕下台的。」這件事中共亦當然接受不了。可惜，偏偏又有很多人有種扭曲的觀念，認為選舉的意義是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專制政權亦利用這個扭曲的觀念，去證明選舉不一定可以選出「最好的政治領袖」，從而得出中共的「全過程民主」，才是真正以「結果為目的」的真正民主。 久而久之，層層而下，在專制之下的群眾也相信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到了最底層，無法支配任何人的那一層，就開始向更無助的小動物。可能有人說我講遠了，那四個揭陽的少年根本就是反社會人格，但是我們又怎麼解釋之後整條村的人說「有膽就進村來找我們談」？說穿了，那就是：「老子拳頭夠硬，不需要跟你講道理。」正如有人提出要立法保護動物，結果卻是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貼文秒間刪除。在這種社會下，自然大多數人都不懂得討論問題，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平共處，只要一有衝突，不要說那麼多，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其實不需要很高深的哲學訓練也聽得出，當一個人所做的事不是幅自己決定，甚至連反省自己行為是否合理的自由和能力都沒有，連對錯是非都無從區分，社會又如何有甚麼道德可言?所以，當極權社會掌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不但支配人的行為、社會資源，甚至連思想都要支配，道理就不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範疇。 道德不是由上而下的；亦不是因為有些人高人訂了標準，其他人教條式地服從就是。回到揭陽虐殺小狗事件，有人以為只要制訂動物保護法，就可以減少虐殺。當然，我不是說立法是錯，我只是說立法不會移風易俗。中國的法例多的是，但如果有一班人根本反人類、反社會，立法只會令他們覺得自己更受壓迫，更需要借殘害更弱小的發洩，因為根本的價值觀,就是那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君子慎獨 再強調一次：「道德的根本，是要破除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 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本身沒有必然的矛盾，但哪一樣更重要？我會說肯定是道德規範。但道德是甚麼規範？我有個最簡單的答案：「道德，就是當沒有人看到你在做甚麼的時候，你怎樣抉擇的基礎。」如果沒有人看著、沒有人知道，你仍然會選擇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那就是給自己的約束，就是道德。 一個社會若要以相對低的成本運作，必須建基於道德。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人知道你在暗地損別人的利益，你也會選擇去捍衛這些共同的利益，而且人人都漸漸地建立起共識，盡量不做損害別人的事，這也是為何有些社會可以在相對低的成本下運作。之前世界盃小組賽期間，日本球迷賽後清理觀眾席，某個國家的網民卻很不滿，認為是虛偽、做戲，冷言冷語說日本人先將自己家弄乾淨再去幫人撿，認為覺得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你從此就看得出這群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 我盡量避免與這類人接受，是因為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去「防小人」。 對不起，話說遠了。道德規範是自律；當一個社會普遍有很多人願意在影響別人的事情上自律，整體運作就會暢順很多、成本低很多。不要低估這些省下來的成本；當你不必浪費資源在門口裝幾個鏡頭，不用監視有沒有人在你家門口扔垃圾，省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做其他更有價值的事，尤其是對藝術、美、各種價值上的追求純粹。 慈悲的根本：藝術、文學與同理心 道德有它的社會價值，甚至人類之所以能存活至今，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人與人根本的協作能力。動物保護，重點也在於我們有沒有那份慈悲心。但慈悲心從何而來？主流的認知是教育和灌輸知識。我不敢說這些教條式的灌輸沒有用，但自古以來人的身份和價值，並不是靠教條式的灌輸；不是有人告訴你這件事對、那件事錯、你只要照著做就是；那是很傳統社會的想法。實證告訴我們，最有效去誘發我們對他人甚至萬物的慈悲和情，是感覺；而這種最直接的感覺，很多時來自藝術和故事。藝術有很多形式，包括音樂、繪畫、文學。 尤其是文學；人類文明漸漸走向更高同理心的社會，建立起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是因為過去幾百年由印刷術開始出現文學。古代社會也有文學，只是未必以文字流傳，而是透過詩歌，口耳相傳世代地承傳，效率當然不及文學甚至流行文化。 有人說文學沒用，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文學有它的社會功能，但文學當然不是為了它的這個功能而存在，甚至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存在。當藝術要為某些政治目的服務，例如所有電影都是宣揚家仇國恨，它本來可以承載美、各種價值觀、各種人的經歷，統統被單一化、只為政權服務，最終得到的結果，失去了培養同理心、慈悲心的功能。 為甚麼在極權社會之下，人與人久而久之好像不懂得跟人相處、不懂得守規矩。這不是甚麼 DNA 出錯、不是甚麼人種就這麼下賤，而是群體大多數人的成長和生活經歷，都沒有機會讓他們知道原來別人也有感受，也不會想到人與人相處是需要一些道德規範。在這些人心目中，就只有透過權力去控制更低賤的人。對他們來說，社會規範如排隊是很愚蠢的事，他們會投訴，為甚麼不是霸了位置就是他用能力得到的好處?在他們的世界，守規矩是少數，多數人不守規矩，吃虧就是那些少數。他們不會想到，假如人人守規矩，大家一起得到一樣東西的成本其實都低了，不必爭先恐後、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想要的事，甚至認為守規矩是虛偽的行為；指出他們的混亂，就是歧視。 揭陽的那村民覺得別人是針對他們；因為他們不相信人可以慈悲。當你不相信人有慈悲的能力，自然會選擇以一種殘忍的態度去回應別人。 回到在一開始提出的那句話。權力腐化；腐化是少數掌權的人，但懦弱的大多數人一樣是腐化，他們心目中那種「要麼被支配、要麼去支配別人」的心態，只能靠不斷殘害別人，甚至連快樂都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件事真的很可悲。今天的分享，我希望這不是純粹針對中國人，而是深入剖析在一種怎樣的社會狀態、怎樣的環境下，才會令反人類、反社會的現象變得普遍。 假如我們不想這種情況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第一件事是小心守護自己的觀念。近年香港越來越多戾氣，這是很危險趨勢。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內心的那份善良。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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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對美國的信任由65%跌到31%，對中國由12%升到28%；洛伊民調22年來，兩個超級大國的信任差距從未如此接近。但同一批受訪者當中，仍有73%認為美澳軍事同盟重要，68%支持AUKUS。 所謂東升西降，未必是實力此消彼長，更多是記憶被改寫：疫情撲口罩的怨氣淡出，Truth Social 的每日新聞不斷疊加。 更少人提起的，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美國對澳投資是中國的18倍，而政府與媒體只反覆講「最大貿易夥伴」，然後按下不表。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冇 Margin Call，唔等於冇人斬你倉 好多人買兩倍槓桿 ETF，理由好簡單：想借力，但唔想開孖展戶口。孖展會俾人斬倉，槓桿 ETF 唔會——輸極都只係輸手上嗰筆錢。聽落，呢個係一個更安全嘅設計。 其實啱一半。 孖展會斬你倉，係真嘅。但槓桿 ETF 每一日收市，都會幫你斬一次。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嘅：發行商要令持倉永遠等於淨值嘅兩倍，所以每日收市都要就住當日嘅升跌，去買賣背後嘅掉期、期貨同期權。跌市要沽、升市要追，價錢係幾多都要做。呢個過程嘅成本，唔係發行商孭，係算落你身上。 於是就出現咗一個大部分人唔明白嘅現象：你睇啱方向，一樣可以輸錢。指數先跌後升、V 型反彈返到原位，兩倍產品仍然係蝕嘅。發行商嘅上市文件講得清清楚楚，冇呃你——但佢哋喺廣告裡面講嘅，永遠只係「兩倍」。 分別喺邊？孖展嘅斬倉，係逐個戶口、逐日、有得商量，你甚至可以揀唔沽。槓桿 ETF 嘅斬倉，係自動、同步、全體、唔理價錢，喺同一分鐘發生。你以為攞走咗一個煞車掣，其實你係攞走咗自己嘅揀擇權。個人風險有上限；市場風險冇。 有人會話：咁都唔緊要，願賭服輸。我同意。真正令我擔心嘅唔係有人輸錢，而係有人輸咗都唔知自己輸緊乜。泡沫嘅定義從來唔係「貴」——貴唔貴係估值問題。泡沫嘅定義係：買嘅人根本唔知風險。 呢啲產品未去到會搞冧金融體系嘅級數。二千一百八十億美元嘅槓桿 ETF，對住美國家庭六十七萬億美元嘅股票資產，係一個零頭。所以佢唔係制度性風險。 但佢係一種社會性風險。一大批人矇查查衝咗入去，輸咗錢，然後連自己點解會輸都講唔出。 而如果你真係想賭，賭之前記住一件事：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 問：兩倍槓桿 ETF 明明講明係兩倍，點解買中方向都會蝕錢？ 答：因為佢係每日重設，唔係逐段時間累積。發行商每日收市要將持倉調返做淨值嘅兩倍，過程中要買賣掉期、期貨同期權去對沖，而呢啲對沖成本係算落持有人身上。所以只要當日先跌後升、或者先升後跌，就算最終方向啱，回報都會少過兩倍；如果波幅夠大、日數夠多，甚至可以直接蝕本。呢個唔係費用，冇人袋咗，係重設槓桿嘅算術成本。 問：發行商用咩方法造出呢個槓桿？ 答：主要三種衍生工具。美國用掉期合約（swap），發行商同銀行簽約，由銀行提供 underlying asset 嘅總回報，融資成本係由買入資產嘅人經發行商畀銀行。亞洲市場，包括日本、台灣、韓國，因為銀行體系深度唔夠，主要用期貨；韓國嘅單一股票 ETF 就係用單一股票期貨。第三種係期權，但因為期權有時間值同隱含波幅兩個變數，對沖唔到完美，所以一般只當後備。美國嘅單一股票槓桿 ETF 唔用期貨嘅關鍵原因，係佢喺二〇二〇年已經停咗個別股票期貨市場。 問：發行商自己承唔承擔風險？ 答：基本上唔承擔。方向風險同波幅風險全部由買嘅人揸住，發行商只收管理費，以 7709為例， 係年費 1.6%，美國同類單一股票產品大約 1.05% 至 1.3%。佢唔係完全零風險：交易對手可以突然收縮額度。二〇二四年底，MicroStrategy 嘅兩隻兩倍槓桿 ETF（MSTX、MSTU）就大到銀行食唔落佢哋每日嘅掉期，逼到發行商即時轉用期權。歐洲亦發生過一隻三倍反向 AMD ETF，因為單日波幅超出可承受範圍，一日之內價值歸零。 問：韓國嗰次熔斷，究竟發生咗咩事？ 答：韓國嘅單一股票期貨三點四十五分收市，但現貨同 ETF 三點半就停。六月八日，SK 海力士同相關槓桿 ETF 喺急跌途中三點半停低，之後十五分鐘期貨仍然繼續交易、價格繼續變，而 ETF 就要用嗰個價位同持有人結算。即係話，你被一個你根本入唔到嘅市場定價。呢個唔係市場風險，係設計缺陷。 問：呢啲槓桿 ETF 會唔會放大整體市場波動？答：要分市場睇。美國二〇二四年有研究發現，整體計，對美股市場嘅影響微不足道——因為美國嘅市場深度同銀行體系流動性都遠大過亞洲。但韓國唔同：法國興業用實際數據睇返三星同 SK 海力士，發現 ETF 再平衡確實推高咗波動，而 SK 海力士受影響遠大過三星，關鍵就係流動性——尤其期貨市場嘅流動性。池水淺，一陣風就起浪；大海要起同樣比例嘅浪，要海嘯級數嘅地震。 問：韓國明知有風險，點解仲要批？答：韓國副總理具潤哲講得好白：目的係阻止資金外流。而資金流去邊？流去香港——香港早喺韓國之前，就已經上咗三星同 SK 海力士嘅兩倍槓桿產品。理論上韓國可以用控制期貨市場嚟阻截香港發行商對沖，但咁做等於毒藥毒老虎：冇咗期貨市場，自己嘅股票市場都運作唔到。所以佢唯有批。批完四個星期，金融監督院院長就出嚟話後悔。 問：SK 海力士嘅盈利咁勁，點解仲要小心？ 答：因為記憶體係最極端嘅週期性行業。同一間公司，二〇二三年營業虧損 7.73 萬億韓元，二〇二五年淨利潤 43 萬億韓元、收入 97 萬億。呢個唔係基本面改善，呢個就係週期。記憶體係徹底商品化嘅產品——插落部機嗰條 DRAM，三星、SK 海力士定 Micron 生產都冇分別；好景嗰陣三間一齊擴產，下一個週期就供過於求、價格崩。所以持有資產嘅時間，本身就係風險嘅一部份。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今年最低工資加了幾多？背後有甚麼爭議？ 答：公平工作委員會在2026年6月公佈，2026至27財政年度最低工資上調4.75%，每週達1004.9澳元，是首次突破千元關口。但扣除4.2%通脹，實質增長只有約0.55%。工會要求6%，僱主方主張2%至3.9%，最終結果是雙方討價還價後的中間落點，委員會自己亦承認今次加薪並非基於生產力理據。 問：公平工作委員會的報告說了甚麼驚人的話？ 答：報告明確指出，澳洲過去五年整體沒有生產力增長，因此委員會不認為今次加薪審查可以建立在生產力的理據之上。換言之，這次加薪的目的只是追通脹，與工人實際貢獻完全脫鉤。 問：工資增長與生產力增長脫鉤，會帶來甚麼後果？ 答：兩個後果。正面是加速自動化；僱主有誘因以機器取代人力，減少對人工成本的依賴。負面是入門級職位加速消失，令年輕人和低技術工人失去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出現「連投入社會的機會都沒有了」的現象。 問：工會的影響力是否正在衰退？ 答：按數字看是的。澳洲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工會成員參與率從二戰後約一半，跌至1992年引入企業集體談判時的四成，現在只剩13.1%，私營機構更只有6至7%。但工會透過「Award」制度，令加薪惠及所有受覆蓋工人，包括非工會成員，因此仍然掌握龐大的政策槓桿，並透過工黨在議會維持94席的政治影響力。 問：工會的「路徑依賴」問題是甚麼？ 答：工會習慣了每年就最低工資談判、喊口號、爭取加幅，這套做法在貿易保護主義年代有其作用。但面對全球化、自動化和平台經濟，這套儀式已無法真正改善工人處境。工會領袖越來越職業化，未必有第一線工作經驗；而他們最終能倡議的，也只是更多立法管制，結果把整個社會推向Simon所說的「大型集體計劃經濟」。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為什麼「美國製造業份額被中國超越」不能簡單解讀為美國國力衰落？ 答：二十世紀之前工業產值是量度國家經濟實力的合理指標，但金融化和全球化令跨國企業可以將生產外判到成本較低的地方，同時保留品牌、知識產權和金融控制。單純以製造業佔全球份額作為國力指標，忽略咗資本配置效率同價值鏈上不同環節嘅盈利能力差異，因此會扭曲對真實經濟實力嘅判斷。 問：相對優勢點樣解釋美中兩國過去四十年嘅分工？ 答：美國專注發展金融、知識產權和尖端科研，中國則專注承接製造業轉移和規模化生產，兩者都是各自發揮相對優勢嘅結果。呢種分工建基於自由貿易同一定嘅全球經濟秩序，一旦秩序動搖，原本嘅專業化便會轉化為對他方嘅依賴風險。 問：美國和中國在土地、能源、礦產呢啲第一產業上，優劣勢分別喺邊度？ 答：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可耕地之一，自頁岩油氣革命後已成為能源淨出口國，2025年淨出口達11 個 quadrillion，約等於其全年能源使用量嘅三分之一。中國則在稀土等關鍵礦產嘅加工能力上佔全球九成以上，但在能源（尤其石油、天然氣）和糧食（缺口約2500萬公噸）方面高度依賴進口。 問：中國嘅稀土優勢在實際地緣政治博弈中，有幾大槓桿作用？ 答：中國控制全球九成以上稀土加工能力，若供應中斷，短期內確實會造成一定衝擊，但長期而言，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提煉替代來源、回收現有磁石中嘅稀土成分等方式逐步調節。相對於能源和糧食嘅依賴，稀土能造成嘅壓力被認為相對有限。 問：點解話美國對外貿嘅依賴程度，實際上比中國低？ 答：2018 年至 2024 年，美國貨物進口平均只佔 GDP 嘅 11.6%，出口佔 7.4%，係相對封閉嘅經濟體；反觀中國出口從未真正萎縮，長期保持增長。美國真正依賴嘅唔係貨物貿易，而是對國際金融秩序，尤其是美元結算體系和資本市場嘅主導地位。 問：中國嘅「雙循環」戰略，同美國近年嘅產業政策（例如晶片法案）有咩本質分別？ 答：中國「雙循環」戰略早在2020年5月提出，是一套具五年規劃、明確目標（例如中國製造2025嘅國產化比率）嘅整體部署，目的係降低對外依賴同時強化他國對中國嘅依賴。美國嘅晶片法案、降低通脹法案等政策方向類似，但屬於逐步應對式嘅舉措，並非同一套統一規劃，起步時間亦落後中國數年。 問：如果中美持續走向全球化逆轉，邊個先係真正嘅輸家？ 答：中美兩國各自擁有不同範疇嘅優勢與韌性，即使成本和價格因去全球化而上升，雙方都有一定能力承受衝擊。真正首當其衝、最缺乏迴旋餘地嘅，反而係缺乏同等規模天然資源、產業能力或戰略部署嘅第三方國家和地區，例如歐洲和東南亞國家。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國際禁毒日，懲教署上載一條AI女團短片：四位美少女載歌載舞，逐一介紹四種毒品有幾爽，落尾先至現形講毒害。半日之內全城熱話，影片兩度下架。網民笑問：呢條片究竟係禁毒，定係賣毒？ 表面係AI闖禍，實情係傳訊基本功出事。公共傳訊有三個層次：inform，講清楚後果與罰則；influence，連接受眾嘅價值觀，對症下藥；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替你傳播。香港官僚長年停留喺第一層，除咗威迫利誘冇第二度板斧。今次想跳級玩「年輕人手法」，但自己根本冇message：唔知目標受眾點解吸毒，唔知毒販sell緊乜嘢narrative，於是唯有用傳遞方式嘅花巧，冚住內容嘅空洞。歌舞愈華麗，空洞愈刺眼。呢個唔係技術問題，係機構問題——制度揀人，揀出嚟嘅係熟程序、識執行嘅人；efficient做到十足，effective無從談起。 有人會話：短片唔涉額外公帑，出發點係好，係網民斷章取義；有宣傳總好過乜都唔做。但傳訊嘅第一原則，係receiver decides meaning：受眾接收到乜，先至係你講咗乜。頭三十五秒都喺度推銷毒品嘅「好處」，就唔好怪個市場照單全收。 諷刺嘅係，政府今次的確做到 inspire；啟發咗大量二次創作，冇人收錢，人人落力。 當一個系統連自己想講乜都未諗清楚，佢愈努力傳訊，市場愈快替佢改寫。下一條片出街之前，不如先答一條問題：我哋想人記住嘅，究竟係乜？ 問：為甚麼連與禁毒宣傳關係不大的懲教署，也要拍禁毒短片？ 答：看 reporting line 就明白：這輪 campaign 由保安局牽頭，先有郭富城「企硬唔take嘢」宣傳，懲教署正是保安系統轄下部門。警察與海關有緝毒數字可以交代，消防分身不暇，夾在中間；懲教署似乎唯有以社交平台短片表態交功課。 問：為甚麼香港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把禁毒提升到這麼高的層面？ 答：2025 年起北京將禁毒視為重要綱領，時間上與美國以芬太尼問題向多國徵收懲罰性關稅高度重合。指令傳達到香港有時間差，最可能經兩會後由官員權貴帶回，於是近月各部門急於表現。 問：「企硬唔take嘢」這類口號有什麼傳訊問題？ 答：口號的隱藏訊息是「吸毒者意志薄弱，意志堅強就能抗拒」。對真正在社會邊緣生活的目標受眾，這種說教不但無效，還會引來「我就是爛泥，不用你管」的反彈。宣傳者從未研究吸毒者為何吸毒、毒販的 selling point 和narrative是什麼，自然無從counter sell。 問：為甚麼說 AI 女團片反映的是機構問題，而非技術問題？ 答：本身沒有message，就用傳遞形式的花巧彌補內容空洞；負責拍板的人不是傳訊專業，聽說 AI 做片便宜就下order，下面的人只求夠爆。在大機構和政府，上位往往只代表生存能力強、熟悉程序；而香港教育制度大量訓練出來的，是熟於執行技工但不懂得分析、思考和設計的人才。 問：公共傳訊的三個層次是什麼？ 答：第一層是 inform，告知後果與罰則等近乎客觀的資訊；第二層是 influence，連接受眾的價值觀、對症下藥；最高層是inspire，令受眾主動衍生訊息、向他人傳播。香港政府長期停留在inform，除了威迫利誘沒有其他板斧。 問：這次風波引發的大量二次創作說明什麼？ 答：諷刺地，政府達到了inspire的層次，只是方向相反：網民無償創作，靈感全部來自官方的失敗。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公民社會不是一種組織模式，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連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去守護它。足球在阿根廷之所以成為國教而不只是運動，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在所有正式制度崩潰之後，唯一還沒有崩潰的東西。 阿根廷有兩萬個街坊體育會。不是政府建的，不是企業資助的，是街坊自己出資、自己選領導、民主擁有；過去 130 年從未停止運作。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有 36 個可容納一萬人以上的球場，全球最多。九成阿根廷人對自己的球會有一種類似宗教的身份認同。 現任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正在嘗試把這些街坊體育會變成商業企業；他說他信仰海耶克 (Hayek) 的自發秩序，但他會不會正在摧毀阿根廷歷史上最真實的自發秩序。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問：澳洲工會為何先反對AI，後來又改口呼籲建立本土AI？ 答：澳洲工會理事會最初以AI威脅就業為由，向企業施壓要求三年不裁員、提供強制再培訓。然而秘書長麥克馬納斯後來發文改變立場，轉而要求政府建立本土人工智慧以抵制美國科技巨頭。這種轉向的本質是把「排外」包裝成主權論述，卻始終迴避了AI對就業衝擊的根本問題——誰擁有AI，並不等於誰的工人不受影響。 問：Daron Acemoglu的「工人友善AI」原意是甚麼，澳洲工會的引述有何問題？ 答：Acemoglu在《權力與進步》中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應由政府、業界和工人透過體制設計共同分享，而非由少數資本家獨佔。澳洲工會斷章取義地引用「擴展人類能力」這句話，卻略去了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最終結論是，只要AI是「本土的」就算工人友善。這個邏輯混淆了AI的所有權與AI收益的分配，兩者根本是不同的問題。 問：為甚麼「本土AI策略」對開放市場而言是自相矛盾的？ 答：資訊和資本都沒有國界。澳洲的AI新創企業最終要嘛被美國資金收購，要嘛赴美上市，「本土」屬性旋即消失。唯有像中國那樣通過主權圍牆強制隔絕外部競爭，才能孕育出本土AI生態。這對仰賴開放市場的澳洲而言，是一個根本無法接受的前提。澳洲真正的選擇不是「本土對抗外資」，而是在全球AI競賽中找到自身的比較優勢定位。 問：AI採用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甚麼？Google的澳洲調查有何發現？ 答：Google澳洲董事總經理的研究指出三大障礙：企業靜觀其變、把AI強行嫁接到舊有工作流程（而非讓流程去配合工具），以及領導層不帶頭示範。調查發現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老闆鼓勵使用AI，75%則否。這個數字說明AI生產力提升的最大阻力不在技術，而在企業文化的頂層是否願意先改變自己。 問：Canva的故事如何說明AI時代的競爭結構？ 答：Canva當年靠平易近人的設計工具打破Adobe的壟斷，是SaaS時代的顛覆者。AI圖像生成工具崛起後，幾句指令便能產出媲美Canva的設計，令其估值急跌，上市計劃遙遙無期。這個案例說明科技競爭的窗口轉移極快——一個技術時代建立的護城河，在下一個浪潮中可以迅速被侵蝕，澳洲比新加坡晚三年制定AI國家框架，就是這種代價的縮影。 問：從工業化到AI時代，「轉行」在個人、企業和國家三個層面的難度差異是甚麼？ 答：個人轉行相對靈活，一個工廠工人可以轉型為服務業、地產或金融業，香港工業北移後的一代人便是例子。企業轉型難度更高，需要重塑內部流程和文化，SAP案例正好說明技術採用如何被人的習慣所抵消。國家層面的轉型難度最大，因為涉及制度、政策、教育、產業政策的系統性協調，而政客的短期利益往往與長期轉型的代價相矛盾。工會呼籲建立本土AI，在某程度上正是這種「轉型困難」的防禦性反應。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subscribe

This is a free preview of a paid episode. To hear more, visit leesimon.substack.com 久不久都會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世界上最富有的已發展國家，幾乎清一色負債累累。他們借來的錢究竟去了哪裡？誰有這麼多錢借給他們？」 這個問題，表面上很直觀，但答案背後牽涉整個現代金融制度的底層邏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除了「誰是債主？」這個基本的問題，更重要是我們所認知的金融秩序何去何從，又是否像某些人心目中所想那樣簡單的「東昇西降」。 答案，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今天的影片有 90 分鐘長，未必人人可以一次過完全吸收；以下文字版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有效地去了解現代煉金術的底層邏輯。請注意，當中有部分內容在影片中沒有提及，尤其是關於中國經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