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YiXi

任竹晞，一出学社创始人 为什么我们会习以为常地认为学习和成长是相互割裂的两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在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赛跑中，学习被逐渐窄化成一种获得分数、获得排名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最先提出不想学习的孩子成为了最先提出需要重新定义学习的人。 在大人的眼中，这一代的青少年身上似乎贴满了令人头疼的标签：厌学、心理脆弱、被互联网诱惑、躺平摆烂。但任竹晞认为，他们只是在当下的学习方式中找不到意义感。为此，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出学社”，一个专门支持不想上学、不能上学青少年的灵活社区。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今天，孩子们被教导用分数衡量一切，把同龄人当成竞争对手，最终陷入了无意义的“空心病”。“我爸妈虽然学历很高，但仍然生活很焦虑。如果只能像他们一样生活，那我宁愿不学了。” 于是在一出学社，任竹晞做了一个尝试：不再由老师单方面填满课程表，而是邀请学生共同创造。结果，学生们交上来的学习主题五花八门：为什么我是恋爱脑？怎么保护手机不被父母偷看？如果不上学，我还有价值吗？ 在大人们眼里，这些都是好好学习的“干扰项”、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任竹晞把这些问题放到了学习的中心。神奇的是，当教育开始配合学生，那些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陷入内耗和无助的孩子，竟从这些鸡毛蒜皮里重新找回了学习的意义。 【时间轴】 00:11 看上去不想学习的孩子是被系统的偏见批量制造出来的 05:10 对成年人来说这么微小的事情，竟然能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07:20 我想创新，学生们也不买账，以为我也放弃了他们 08:31 一个学生开了一堂「玩弄感情」课 11:12 如果我感兴趣的事情不能叫学习，我就是一个不适合学习的人吗？ 16:18 孩子都有自主学习的潜力，关键是他所处的环境是不是能支持释放这种潜力 19:32 当我们把视线从抽象的「要不要上学」转移到具体的「你能不能养活自己」 20:48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看到世界上存在更多可能性 23:42 孩子们了解大环境中的问题之后，又会产生「无力感」：我能改变什么呢？ 25:52 我们每个具体的普通人，都应该在每个鸡毛蒜皮的瞬间找回自我意识，尝试一个最小的行动 �有的孩子不愿意写字，但能在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用扭扭棒做出恐龙模型 �一个重度游戏爱好者的游戏笔记 �一出学社近期的共创课程表

重轻，内容创作者 一个人对世界的关切，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我们关心和投入一件事，收集它的信息，去品味，去理解，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情绪价值，或者因为它能构成我们身份的符号，还是它能够帮助我收获更多他人的注意和喜爱吗？我觉得都不是。 很长一段时间，重轻沉浸在文字、影音的材料中，被各种随机、陌生的事情所吸引，比如，一首早已被遗忘的80年代日本老歌怎么突然席卷了各种亚文化？好莱坞编剧工会究竟是怎么组织罢工，和制片厂讨价还价的？ 重轻说这些看似与此刻生活无关的事件像一个个小孔洞，如果你愿意穿过去，你就会发现自己落入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而物理世界的建筑，也是孔洞的一种。 他和伙伴们周游各地，带着无人机拍摄各种建筑，用算法重建为3D模型——从东北的辽塔到匹兹堡的废墟，从前南斯拉夫的纪念碑到路边一座无人知晓其来历的公园。 他们将这些模型收集在Funes，并邀请所有人一起加入，记录对你而言重要的建筑物。这个项目筹集的不只是劳动，更是每一个人的意图。如果你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开车前往一个可能甚至没有名字的建筑，拍摄并记录它，那一定是因为此处通往你的历史，情感，或者梦境。 【时间轴】 00:09 「消失不起的大灯泡」：废墟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对历史叙事很不配合 03:09 做内容的关键，是处理自己内心和世界的不协调，把它理顺 06:01 《塑料爱》的复活：曾经的庸俗和奢侈变成今天的梦幻 08:24 人勇敢的第一步，就是直面这个复杂度爆炸的世界 11:10 「地图取代了地面」：广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17:24 「塔子计划」：之前我在故纸堆里翻找和连接，现在我和他们出门溜达 19:51 我为这些遗迹着迷，正是因为它们无法被整合进单一、干净整洁的叙事里 28:23 这个世界充满了编排好的、计划内的感受，淘汰掉了引发细微感受的世界本身 �宾州废弃的水泥厂阿特拉斯 �密西西比河床模型 �萨拉热窝的牛肉罐头 �「斗争与胜利」纪念碑 �废弃的监狱 �邪教的宫殿 �高速公路旁招揽生意的茶壶和茶杯 �高尔夫球造型的建筑 �被固定在一根柱子上的老爷车，驾驶座上坐着圣诞老人

罗述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几乎在每一家都待过，但并不是每一家都养鸡，那这些时候它在干什么呢？虽然没有见到它，但我们跟村民交代要加固农舍，严防小偷，并且保护小偷。 提到野生动物研究，你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珍·古道尔在丛林中和黑猩猩朝夕相处、席地而坐的画面。 罗述金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作为一位动物基因组学领域的研究者，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中和各种生物材料打交道，探究猫科动物的演化路径。在实验室里，罗述金确认了华南虎的遗传起源、找到了白虎的基因密码。但她至今还没有亲眼见过野外的老虎，荒野研究一度是她遥远的愿景。 2017年，北京的一次山野徒步，罗述金偶遇了一种小型猫科动物豹猫的痕迹。这让她意外又惊喜：两千万人口的首都北京还有稳定生存的豹猫吗？还是只是个体偶然路过呢？带着好奇，她开始了家门口的荒野探索。 通过红外触发相机、分子生态学和卫星定位项圈监测，罗述金发现豹猫在北京的人居环境周围隐秘却又邻近的存在。更意外的是，通过古基因学技术，她还发现了一段我们祖先与豹猫长达数千年的相伴。原来，豹猫一直没有离开北京，荒野也并不只存在于远方。 【时间轴】 00:08 一个人喜欢什么大概天生就注定了 02:57 如何确认在野外已经灭绝的华南虎是独特的虎亚种？ 08:36 豹猫不是家猫，是如假包换的野生动物 13:34 过去几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多数人视野以外的、有神奇动物的荒野北京 16:53 一个地方的动物如何对待人，反映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如何对待动物 21:58 一只豹猫如何成为一片山林的大王？ 25:48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的？养的是什么猫？ 31:23 在北京还不是北京的时候，豹猫就在这片山林中 �两个支系的华南虎 �豹猫特征 �90%关于豹猫的网络图片都是错的 �镜头下最野生的豹猫的状态 �豹猫在白雪皑皑的树林中穿行，背后是正在建设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赛场 �卫星定位项圈记录的K5在村中的行动轨迹

吴姗，亲密协调员，「香港亲密协调促进会」联合创办人 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华语地区从事亲密协调员的工作，片场像是我的实验场。我希望自己接触过的剧组人员和演员，也能够将这些对性和身体的多元想象，带回到真实生活之中。 看到影视剧里的亲密戏份，观众也许会下意识思索：演员真的需要坦诚相见吗？他们拍戏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尴尬？ 作为一名亲密协调员，吴姗的工作是参与制造真实，让银幕里的亲密情节「自然而然」发生。更重要的是，她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协助和保护着演员。 准备隐私保护道具，设计动作细节，带领演员反复确认身体触碰的界限，将导演的意图「翻译」成清晰、明确、双方都能同意的语言——亲密协调员试图扭转传统片场中的权力失衡，尊重每一次界限的建立，照顾每一个「不舒服」的瞬间。 亲密的互动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某些特定影视文本中，亲密情节不被呈现，或许难以令观众真正理解角色或剧情走向；另一方面，她也期待着用影视作品传递一种更加平等、多元的性观念。 就像电影片尾显示的那一句「没有动物在拍摄过程中受到伤害」一样，吴姗也想通过亲密协调员的工作，在片尾加上一句：没有人类在拍摄过程中受到伤害。 【时间轴】 00:10 亲密协调员的工作不只与性爱戏相关 01:27 亲密协调员到底需要做些什么？ 05:54 怎么既符合导演的创作预期，又让演员满意？ 09:57 表演系的学生没有被教过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界限 13:06 演员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保护自己的 14:42 面对亲密戏，外界总是会有更多的揣测和不尊重 17:59 大量的身体接触会唤起记忆 19:42 影视作品有必要专门呈现亲密情节或性爱情节吗？ 22:14 亲密协调员的另一个作用是保护观众 �用于洗澡戏的阴部防护隔垫 �男性和女性会有不同的防护装备 �五款已定版的适合亚洲的防护装备

龚豪 子杰 园子园，顺流而下艺术小组 之前有人问我，这趟旅行里面我们三个谁是船长？我的回答是，这艘船就像是我们的船长，我们跟着船走的。船把我们聚在一块，然后我们向前面去划。“漂”这个词它更像是一种情绪，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开始，也可以在任何的时候结束。 2025年秋天，三个不会造船的年轻人——龚豪、子杰、园子园，在武汉一个15平米的小院里亲手造了一艘木船，取名为“穿山甲号”。两个月后，他们从武汉青山江滩下水，顺流而下，划向1200公里外的上海。 长江上的31天，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充满冒险。更多的时候，是暴晒、疲惫、争吵、靠岸、修船，是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寻找一瓶可乐，是在夜晚与巨轮擦身而过，也是一路上不断遇见陌生人的牵挂。 有人把这趟旅程看作行为艺术，有人觉得它像一场浪漫的漂流。但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在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够和别人一起，亲手完成一件看似“没有意义”的事？ 【时间轴】 00:09 从零开始计划：一场「人往低处走」的旅行 02:37 我发朋友圈借到了一条船，但一直无法出发 08:05 正准备出发，船又坏了，我们开始自己造船 14:44 出发之前，我们拜了拜土地公（虽然跟水没有关系 16:13 有一次，海事和水上警察开着船来找我们 18:50 我们在江上吵架，也在岸上千辛万苦寻找一瓶可乐 23:27 从武汉出发进入到江苏省之后，景观差异特别大 26:42 我们差一点把船给弄丢了 31:05 驶入大海之后，我们被告知可能违法了？ 33:47 「漂」是一种情绪，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始，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 �长江从武汉到入海口航道图 �龚豪发的借船朋友圈 �“穿山甲号” �顺流而下小组在上海歇息（从左至右：园子园 龚豪 子杰） 更多图片和视频素材欢迎前往「一席」公众号查看�

彭培拉，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南门新区副主管。 几乎所有脊椎动物都是有感受的，它们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痛苦，也能够感受快乐。而我们作为饲养员的工作，不仅仅是把动物养活、让它们能繁殖，而是要尽可能增加动物的积极体验，让它们拥有一个值得过的生活。 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动物饲养员的工作意味着可以每天和可爱的动物待在一起，肯定是治愈且纯粹的。彭培拉曾经也这么想。但真正成为饲养员的第一课，却是从清扫、搬运、切菜这些高强度的体力活开始。 “爱动物”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意味着每天大量琐碎的照料工作，更意味着你要努力发现和理解动物们那些无法说出口的需求。比如：因衰老和疾病走向生命终点的个体，更需要细致的关怀和专业的照料；动物也需要符合它们的社会环境，但在构建复杂的种群结构的同时，还得尽量减少个体所受的压力。 在动物园这个人为构建的场域里，圈养和野性之间的矛盾总是如影随形。而在人类社会不断拓展其边界的当下，“圈养”和“野生”的界限好像也变得模糊，人为的干预不仅影响着动物园里动物的处境，也辐射到了更遥远的野生动物。动物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动物的问题，归根究底，是人的问题。 【时间轴】 00:09 喜欢动物就能对动物好吗？ 03:24 一个合格的饲养员，除了要认二三十只考拉，还需要做什么？ 07:26 动物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 09:56 我第一次在一个全是人类的地方讨论动物的感受 12:17 无数自然之物影响着这块土地的稳定与繁荣 18:33 保护非洲动物是聆听遥远的哭声吗？ 23:11 在养大猩猩的时候，格外感受到需要平等、尊重地看待动物 24:25 我们也需要平等、尊重地去了解那些遥远的人群 25:26 那些微小的、看似并不完美、但持续不断的行动也很重要 �Candy �Georgina �饲养员应该平衡动物的生活体验 �麂：大王 �獐子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四只大猩猩 �今年地球日活动的纪念品：大猩猩啃过的树枝

朱聪，「地衣之家」创办人 我们在街头看到的大部分流浪者，没有人不想回家，没有人不渴望爱。之所以他们说不回去，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回不去了。「地衣之家」的理念是，这个世界可以有自由流浪的生活方式，但不应该有无家可归的人。 地衣，一种附着在缝隙中生长，虽微小却顽强的生命体。2017年，朱聪创办公益组织「地衣之家」，专为街头流浪者服务。在物资发放之外，「地衣之家」主要做漫长而沉重的个案跟踪：通过帮助流浪者落户、寻亲与就业协助，去修补一个人与社会的断裂。这种跟踪，往往一跟就是好多年。 在漫长的陪伴中，朱聪逐渐理解了“流浪”这一表象其实是一个关于创伤与阶层的隐喻。他们并非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是一群内心极其敏感脆弱的人，大多有着破碎的家庭、无法言说的过往，以及那些在成长中遭受过暴力与创伤的隐秘伤口。 朱聪像是一个耐心的补网人，试图把那些跌落的人重新拉回到生活的秩序中。但这并非一个总能通向圆满的故事——无数次努力可能最终换来的是又一次的重回街头。但朱聪认为，这些失败的意义在于，让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感受到了一份具体的、真实的接纳，并在内心深处留下微小而深远的刻痕。 【时间轴】 00:08 乞讨者不流浪，流浪者不乞讨 03:34 自由流浪和拒绝救助的权利不是从来就有的 05:02 职业流浪者找不到去救助站的理由 08:00 想要撕掉「流浪者」的标签，就不能一直只把他们当作受助者 10:19 流浪者没有办法延迟满足 13:04 流浪是一种成瘾行为，那他们究竟为什么流浪？ 16:54 流浪者不但不是坏人，还时常被利用 19:55 其实没有原发性疾病的流浪者，比一般人还要长寿，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改变他们？ 24:00 反复的失败也是有意义的 26:34 如果你此生没有家，我祝愿你找到令自己心安的居所

袁西，声音艺术家、@West Sounds树木声音采集。 自然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伴随着人类存在了几百万年。只是我们被太多自认为有意义、有重要信息、有价值的声音占据了耳朵，忽略掉了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的声音。但其实恰恰是聆听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才能恢复我们的知觉，恢复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 你有多久没有仔细听过周遭环境发出的声音了？生活中，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各种场合戴上耳机，将自己包裹在自我营造的世界里。在这个视觉绝对主导的社会里，听觉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当你真正去认真听一个声音时，你的情绪是一定会随之改变。 2025年，袁西离开了一家主打“推荐城市生活方式”的新媒体公司。十年里，他一路做到管理层，每天的工作被指标、绩效和裁员填满。高压之下，袁西的生活被工作带来的无意义感侵蚀。 在陪伴女儿逛公园的过程中，袁西偶然了解到了声音艺术。在他眼中，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乐器，如果树木是吉他，那天气就是乐手：风是温柔的民谣乐手，雨是热烈的摇滚乐手。不同的乐手们演奏着绝不重复的自然乐章。 通过接触式麦克风，他开始捕捉到平时听不到的细微声响——水流经过苔藓时的冲刷声、蚂蚁在树干上行走的脚步声，甚至树干传递水分时“咕嘟咕嘟”的律动。在捕捉声音的过程中，袁西渐渐恢复了对于生活的感知。 【时间轴】 00:20 我在去年一年录制了很多大家可能这辈子都没听过的声音 01:54 工作带来的是规律和目标，那脱离了这些人该如何生活？ 05:28 原来树的内部是有声音的 08:16 我越想控制，就越是什么都听不到 11:27 从前到了自然环境中我会习惯抬头看，但现在我习惯向下寻找 16:42 植物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方言 20:58 聆听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才能恢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贺久恒，上海纽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到底要不要承认这台机器也有资格创造围棋招法？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创造新棋”这件几千年来只属于人类的特权也分给机器一份、也分给人工智能一份？ 十年前，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AlphaGo与围棋选手李世石进行了一场“人机大战”，并最终以4：1的总比分获胜，震惊了世界。一年后，更新升级的AlphaGO以3：0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柯洁，宣告了AI对于人类棋手的全面胜利。赛后采访中柯洁感叹：它太完美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AlphaGo事件成为了一个节点，彻底改变了围棋界。职业棋手被迫重新校准自己的判断框架，学习AI下棋的方式，成为AI输出的“翻译者”和“解读者”。 贺久恒自小学习围棋，又在学术生涯中接触了科学技术学，因此他以围棋社群为田野，访谈了44位受访者，包含了古力九段在内的28位职业棋手、围棋AI工程师、高水平业余棋手、围棋老师和围棋比赛组织者，描绘了AI冲击下围棋界的巨变和应对。 如今，AI已经深入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个人也从“人机大战”的围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围棋界的变化或许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一个范本。 【时间轴】 00:08 当人工智能挑战到所有人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会经历什么？ 02:17 2016年之前，我们还觉得下好围棋需要直觉、棋感、大局观，电脑远远不能掌握这些东西 04:34 AlphaGo的「神之一手」：我们到底要不要承认机器也有资格创造？ 08:36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言消退，基于统计学的数学语言出现 12:28 风格就是一个人的不完美，但AI给出的标准答案正在要求我们摒弃风格和不完美 15:01 所有人类棋手的权威都被消解了 17:27 当我们对面坐着的是人，就不需要做到完美 21:18 技术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公平？ 23:21 「拥抱AI就会拥抱未来」对每个人都会成立吗？ �星阵围棋AI截图：不同选点对应不同胜率

张越，主持人、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 不解决根本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人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不从根本上理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是用最粗暴的、最残酷的方式先把眼前给解决了。最后，生命和生命之间就以粗暴和残酷的方式互相对待，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这样冷酷的世界里。 做《半边天》主持人的时候，张越习惯了关注人：她曾资助贫困学子，也曾帮助偏僻村落的女性寻找更多出路。直到2000年前后的一次采访，她在受访者家里看到了一群遍体鳞伤的猫猫狗狗，这才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这些被人类社会驱赶至角落的生灵。 对待人的那份关怀和同理心，被延伸到了流浪动物身上。张越从观察小区的流浪猫狗开始，到和有疑问的同行一起发起动物问题研学会，再到成立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二十年的时间，她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更多面向，也开始思考更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猫狗？当我们在为小区里的流浪猫到底该怎么处置而争吵不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救助基地真的是终点吗？ 在张越看来，人的事和动物的事永远是纠缠在一起的，想要人和动物相安无事就需要一套更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 【时间轴】 00:08 做人的公益比做动物的公益容易 00:45 人的事都管不过来，为什么要管动物？ 08:02 超亿只流浪动物的来源：商业繁殖、买卖和遗弃都没有责任 11:09 一个区域里的猫狗75%以上都打过免疫针，就基本不会出现狂犬病 13:46 为什么不能指望救助基地收容所有流浪猫狗？ 15:05 「TNR」：抓捕、绝育之后，为什么还要放归流浪猫？ 15:54 为什么不能吃猫肉狗肉，却可以吃鸡鸭鹅猪？ 25:24 「有本事连水果蔬菜粮食也别吃」，吃素是伪善吗？ 27:12 往回倒五六千年，我们是怎么看待动物的？ 30:25 我反对虐待动物，因为它直接导致对人的伤害

陈思呈，写作者。2024年毛遂自荐到广州老年大学教阅读与写作。 很多人为什么会惧怕衰老？是因为年轻意味着活力和机会，衰老就意味着落伍和弱势，我们害怕衰老，其实是害怕我们身上的优点在变少。 陈思呈以各种方式教了十年书，但教老人阅读与写作是第一次。 老年大学的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头发渐白、不用考试，手机字号加大、不接陌生电话。课堂也很不一样，醒目位置是急救电话，墙上贴的是安全注意事项、最近医院和天气预报，一切仿佛都在劝你别太认真，身体要紧。 然而课程进展得比想象中顺利，陈思呈和平均年龄大自己十多岁的学生一起读门罗、奥康纳、茨维格，学习用AI做资料收集，书写回忆和生活，甚至在课上讨论《情人》那著名的开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和大家接触久了，她开始读到时代的共同话语，革命叙事、集体主义，但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那些反复想起的心事：生命中重要的失去，澄澈的心愿，甚至是一棵越过水面的鸡蛋花树。在写作的国度里，文学平等地把冠冕授予每一个人。 在自己做自己家长的年龄，他们选择成为“奥德赛”。 【时间轴】 00:08 老年学员的想象力：陌生来电就是金角大王的紫金红葫芦 03:07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一句虚伪的话？ 05:16 有的学员只缺了一次课，原因是没有写作业 09:58 作业是他们的生命史 17:51 「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可能吗？ 25:28 讨论就是共同面对：老年是一种失宠 28:13 只要我活得够久，我就能距离理想的自我更近

孙雷，足球媒体人 2001年，当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之后，一年之内，中国多出了2000家足球学校，而它们中9成以上在未来的3年里死掉了。回头想一想西班牙。西班牙现在排在国际足联的第一。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那些为了发财、为了投机才选择足球的人，而是依靠这100多年里，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真正愿意为它付出、创造机会的人。 作为一位从业超过二十年的足球媒体人，孙雷到过很多国内外顶级联赛和国际重要赛事的现场，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足球从业者。这些现场和足球人构成了大多数人心目中足球的模样：球星、奖杯、转会费、聚光灯…… 但是在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故事之外，在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足球和足球人到底是什么样？带着这样的好奇，2023年，孙雷和搭档杨昊、王新欣开始更新一档足球节目——《解锁之旅》。 在这档节目中，镜头对准了那些不被关注的球员们，有人在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中寻找机会、有人在野球场上过人如麻、有人希望借足球走出大山、有人把足球看作农忙之后的休闲活动…… 中国足球为什么无法取得好成绩？这个问题或许重要，但实在宏大而遥远。作为全世界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足球以不同的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 【时间轴】 00:08 如果你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足球比赛，你可能看的是一场「假球」 01:59 当两个发小一个喜欢德国队，一个喜欢西班牙队，一起看球会发生什么？ 04:33 什么叫“首先我们是朋友”？ 09:49 西班牙有106万注册球员，而西班牙人口大约有4900万，这意味着每46人里就有一名注册球员 12:04 一个站在球场上的球员会经历什么？一年之间工资涨9倍？ 16:08 「世界足球金字塔底部」的足球是什么样的？ 19:56 「边超」：他们那场赢球的奖励是一个牛头，偶尔还会送一箱蜜蜂 27:53 如果有一天，我临闭眼，最后一个想起来的事情是：中国队进世界杯了吗？ �早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孙雷 �一起看到德国队被西班牙队淘汰的发小（左边支持西班牙队，右边支持德国队） �杜月徵 �达芬奇 �老挝职业联赛的球场 �老挝球员的单间宿舍 �边超赢球某场的奖励是一个牛头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 正是在这些现场，她慢慢意识到：机器从来不只是工具。机器既是生产设备，也是管理工具。机器的节奏很稳定，人必须不断适应它——速度要更快，动作要更标准，时间要更精准。它不仅提高效率，也重新组织劳动、重新分配权力。“机器比人更先进”成为了工厂里的真理，尽管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面临同样的局面。机器不再只是车间里的设备，更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在许怡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技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裹挟在技术浪潮中的人。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效率与想象时，也许也应该思考：技术究竟在改变谁的生活？又在为谁服务？ 【时间轴】 00:09 当两个世界的平行线开始相交，我开始想要做些什么 04:24 「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05:40 读博的时候我想进厂他们说我超龄了，十几年后再进厂我又不超龄了 07:34 下午工作7小时，中间只有8分钟茶歇，工人失去「如厕自由」 09:28 当你的「工友」变成机器，工人的工作不一定会变轻松 10:43 技术的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工人反而被降级为「打下手的帮工」 11:52 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 13:30 破除「机器迷思」：当人开始给机器补锅19:05 「机器霸权」：为什么工人知道机器的不足还是认为“机器比人好”？ 23:26 被机器取代的工人都去哪里了？ 26:01 我们怎么捍卫人的主体性？ �许怡面试的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 �家具厂 �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 �机器和工人的速度对比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时间轴】 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 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 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 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 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 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 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 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卞灼和外公外婆 �外公的日记本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 【时间轴】 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 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 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 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 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 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 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 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 �《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 �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 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 【时间轴】 00:11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不能吃苦吗？结婚成家之后他们有了什么变化？ 06:15 结婚前，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 09:20 结婚后，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出现 12:06 「上好学、住好房」：每月刚性支出五六千元，县城也变成高消费的地方 17:07 专门化挣钱的男工工资增长也有限，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 19:42 「经济母职」：陪读妈妈很少只陪读不工作，陷入在家不在位的困境 26:28 我们的教育体制看似把越来越多机会给到农家子弟，但都是些中下层的机会，这些机会还得花钱去买 28:26 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 30:57 巨大的再生产压力下，夫妻关系很容易断裂 32:55 城市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最需要的是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与增长趋势（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鄂东x县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扎钢筋的女工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 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时间轴】 00:10 当一切围绕绩点展开，就会出现「双重倦怠」 04:25 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 07:11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大学专业的学习只是职业的预备 08:50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 11:14 学者也成为螺丝钉 12:20 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14:28 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是生命的手段化 16:27 「末人」：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绝对安全的人 18:50 虚假的利己主义：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被掏空的 21:23 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

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 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 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 【时间轴】 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 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 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 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 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 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 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的五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 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 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 【时间轴】 00:10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个体每天经历的病痛困苦是无形的 03:36 税后月收入达到1.5万元，你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 04:47 我们捐赠的钱最终起到了多大帮助？ 08:33 直接给钱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 11:45 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花小钱，办大事 16:59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 19:55 我们不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就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 23:04 一些无聊老套的手段，就能解决那些很难的社会问题 25:24 尽管面对愚陋不堪的世界，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 �特雷弗·菲尔德与「玩耍泵」（PlayPump） �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分布，来源：GBD，2024 �中国高成本效益卫生健康干预措施排名 �农村白内障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原因分布，数据来源：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2024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 在程乐松看来，这种否定往往来自于「自我理解的偏移」。我们永远向往着远方和他人，而忽略日常生活的具体与琐碎，抽象地理解他人生活，也抽象地评价自己。 同时，高度竞争的效率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我们困于其中，习惯用一个精确的未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常常想象出一个未来更成功、更好、更值得的自我，而后急不可耐地否定当下的自己。 但最起码的道理是，所有未来的自我都是由当下自我积累起来，善待自己是一种责任。 �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或许正想象着来年的奋发进取，又或仍在苛责自己今年的懒散怠惰。但在又努力撑过一年的当下，我们更该做的可能是以一种更友善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大家新年快乐！记得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 【时间轴】 00:08 「善待自己」可能是一个药方，但不一定有效 02:19 我们都是「从不入局的局中人」，三心二意地面对生活 07:06 人生剧本在「同质化抽象」之后，又陷入了「典型性陷阱」 11:35 清晰的远方 vs 暗淡的周遭 = 具体且真实的消亡 15:28 在不容有失、不能懈怠的日常生活里，平和和稳定成为原罪 19:22 我们特别不想成为自己，都希望成为抽象的他人 21:48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所谓的「善待自己」？ 24:10 「另一种观看的视角」：我不行，但我要知道还有行的可能性 27:03 我的口号：浸入生活吧，躬身入局，有限自省 29:55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淡地过这一生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 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1000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对话。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离开村镇，但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这四年，他感觉自己不仅理解了我之为我的缘由，也理解了爷爷奶奶那一代中国农民： 他们生于 1940-60年代，青壮年时进城务工，六十岁之后又返乡务农。现在，他们要退场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国小农。遇真纪事所记录的一切，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交接处留下存证。 【时间轴】 00:07 「钉子田」：当一个村子里只剩四道田埂 02:15 他们还在自己的田里劳作，但耕地变工地，农民变工人 07:02 土地被承包之后，生活质量最先受影响的是家禽 10:03 种地究竟能挣多少钱？ 14:33 经济作物的收购价像股价一样波动 19:24 这批农村老人曾是当年修水库、修运河的年轻人 23:30 「创作母题」：村镇青年要把学到的本事用到最关心的人和土地上 �福建莆田土地平整现场的“钉子田” �摘猕猴桃的阿姐们坐在老板会客室门口吃疙瘩汤 �80多岁的老人在挖番薯 �云南嵩明县蔬菜工厂，村民拿着蛇皮袋来捡菜叶 �种荔枝树的山坡四五十度，需要用简易的滑轨运荔枝 �赵玉顺的奶奶刘晚秀

陈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 我们被通勤距离、周边配套设施、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局限，不知道该吃什么。出门吃饭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像的菜单和预制菜的漩涡。看似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过厨房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在餐桌前吃过一顿饭了？当吃饭成为一件可以被牺牲的事，生活的价值感也随之丢失。 “吃饭还是一件重要的事吗？”从小跟着父母在厨房打下手的陈宇慧感到困惑。成为美食博主十年，她发现我们好像很难再将做饭视作日常的一部分了。工作压力、合租环境、标准化生产和运输……种种因素正在让做饭失去乐趣。 陈宇慧没有找到答案，她只希望用自己的视频和文字告诉大家：做饭不难、也可以很快乐。 【时间轴】 00:09 从产品经理到田螺姑娘：写菜谱比写产品需求文档有意思 02:13 邪修菜谱是做饭的捷径吗？ 06:46 当社会让生活品质与琐碎的劳作相区隔，生活真的会更好吗？ 14:36 做饭令年轻人手足无措：生抽和老抽有什么区别？ 19:15 买菜做饭就是会出错，这种偶然性也是乐趣 22:01 做一次饭就会一直做饭吗？ 23:56 看似对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其实吃到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 �“花开富贵” �干烧胡萝卜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 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 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们设计了详细的信息干预方式，最终帮助受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 这件事给了叶晓阳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做更多类似的教育行动研究实践。在复杂而宏大的教育问题里，他希望找到那道可以改变的缝隙，做一点小事，改变一些人的教育命运。 【时间轴】 00:12 读书有没有用？怎么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03:25 「高分低录」：高考志愿系统将制度风险转嫁给了个人 05:40 如何通过改革高考录取制度，让录取结果变得更公平？ 08:07 生成式人工智能鼎盛的今天，信息缺失仍然普遍 11:22 展示专业大类的平均工资数据后，超过20%的学生要改变专业选择 16:01 我不愿意做算命先生，我更愿意教授方法 22:24 为什么顶尖大学大一上期的高等数学有超过25%的学生不及格？ 24:57 目前有超过20%的临床医学本科生毕业后不愿从医，怎么办？ 26:30 继续向前，寻找更多缝隙，做更多小事 �左侧是最初选择的专业分布，右侧是得知专业平均工资之后的选择分布 �2017年团队发给宁夏学生的小册子 �团队为学生展示的AI志愿分析提示词 �用成绩预测结果和学生自己的预测做对比，区分出过度自信和过度不自信的学生 �激励医学生的材料 �中国教育经济学家陈友松的话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 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 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 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和色彩在纸张上铺展开，看似随意却蕴藏着难以名状的力量。女儿常羽辰被母亲画中陌生的力量撼动，决定为这些画做一本书。 2024年10月，63岁的晋美在香港马凌画廊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展。创作的欲望没有退潮，生活也在继续。她仍旧在买菜做饭的琐事里见缝插针地画画，仍旧为远方的女儿默默鼓掌，却也学会看见自己过去所忽视的才华。 生命的力量蕴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里，总能期待新的枝桠。今天是重阳节，愿大家安康自在️ 【时间轴】 00:12 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就要做关于美的事 01:14 我在我们家是抓物质文明建设的 03:48 查出肾癌，不想哭，就想画画 09:11 我不喜欢有棱有角的东西，但生活总有条条框框 12:54 我平时画画都是即兴的，想法也抽象，但这两幅画是有目的的 14:47 我小时候牵引着女儿，现在是她牵引着我 19:19 原来放在鞋盒子里的画，在明亮宽敞的画廊里也不会逊色 21:48 「失落的表达欲」：这些尝试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24:07 我对未来没有规划，只要还能画画，生活就是充实的 �晋美依据照片画的雨中街景 �油画底子 �第一幅纸上画 �手术后第一幅画 �由刀口图案生发出的一系列图画 �小点表达无限的空间，那黑点红点可能就是生命中的苦痛和残酷 �用钢尺刮刀在看起来像自然痕迹的画面上划过，留下有力量的直线 �纪念一只流浪猫 �“天使狗蛋，去往自由新世界” �《晋美》中留下的箭头印记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 【时间轴】 00:08 偶然的开始：一个墓坑里为什么埋葬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6:04 灵骨分离：日本人觉得一定期限之后灵魂会离开遗骨 09:31 「椅子坟」：没有自然的背山面水的宝地，就自己创造 15:13 为什么是椅子形？“找个靠山” 19:46 「龟壳墓」：把象征美好富贵长久的龟延伸到坟墓上 22:15 灵骨一致：祖先的灵魂不怕热，可以耐2000度高温 24:03 追墓三十年，笨鸟久飞必入 �日本近畿地区滋贺县一个村庄的公共墓地，每个木柱下面都埋了一个人 �除了埋葬墓之外，村子后面还有一个祭祀之墓 �温州的一座太师椅坟，又名椅子坟。 �椅子坟的结构图 �严复先生的墓 �泉州的龟壳墓 �大部分新修的豪华的椅子坟和龟壳墓放的都是这种骨瓮，也叫金瓮 �墓式分布图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 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 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桥梁。精神障碍患者到底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庭照护者又承受了什么？到底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 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关照，其实是对精神健康友好社会的一种想象。我们都曾经历创伤与挫折，都或将面临自我的残缺与重建，我们又能否真的接纳不够完满的自己？ �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愿大家健康，关照世界的同时记得关照自己� 【时间轴】 00:07 最早去精神科实习，就把自己关在医生办公室 01:43 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同 03:42 精神疾病病史，是患者和他家庭的血泪 08:28 新闻从业者应该如何报道精神疾病？ 09:20 仅仅治疗病症，真的足够吗？ 17:03 72.9%的照顾者社会支持差，半数照顾者自身存在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 21:04 社工也不懂该怎么和精神障碍患者沟通 22:59 没有我们的参与，任何事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姚灏写的英文诗《最后两英寸》 �压力-易感性模型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不同照顾任务的频率，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 �不同来源为照顾者提供的社会支持，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

张赛，工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 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 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武汉送外卖的经历让他重新拿起笔，写同事、领导、客户和家人，写下了一整年的武汉日记。 从工厂跳到外卖，现在又想跳回工厂，如此打工二十年，他已经参透：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 【时间轴】 00:09 不读书的人不迷糊，我迷糊，干不了这个 05:12 我以为工厂里会有徐志摩和林徽因 06:40 我鄙视工友，又臣服于他们 10:58 打包盒歪了，是不是地球歪了？ 14:40 看书影响我的名声，影响我谈恋爱，我决定痛改前非 18:18 以前我写很多漂亮句子，但没有人 24:13 重回工厂，我开始写工厂日记，但工厂变了 26:37 工厂和外卖真是一种互补关系 �做卫生巾的机器 �张赛与小胡打架后写下的诗歌 �张赛写的工厂日记，把手机里的关键词还原成句子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 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 过去几年里，赵宏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她多次撰文，提醒警惕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 今年6月27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 【时间轴】 02:07 犯罪是违法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违法则很平常，闯红灯也是违法 03:45 行政违法记录几乎相当于现代墨刑，持续影响日常生活 06:29 分隔善恶的高墙并不存在，打破制度不公需要放下道德优越感 12:56 一不留神就违法了 16:30 “株连制度”下悔过的父母与无辜受牵连的子女 18:10 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受过处罚，却还要对他们进行特别标记？ 23:22 比起构筑恢弘的语词体系，法律工作者更该让法律配得上普通人的信赖 28:12 法治进步背后是很多人的努力，而法律最终影响到的也是每个具体的人 法律的最终目标是打破偏见、克服歧视，法律的修订也依赖于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平和的思想流动，和理性的碰撞，也许能消溶部分偏见，促使我们更加靠近公正。法律制度之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欢迎大家怀抱着体谅和关怀的心各抒己见，理性探讨 �️

岜農，音乐人 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 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时间轴】 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 03:01 我是「失败之王」，失败让我成功放下远大抱负 08:18 自己创造并不断调整的农耕生活方式：半农半歌 11:07 �《四季歌》：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 21:12 我不和小孩讲「环保」这种大概念，我只是带他们玩 24:23 �《白色海洋》：嘿不不不不 不要苍白的家乡 27:50 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31:57 �《美丽山坡》： 风的妈妈 没有告诉它 长大后要成为一阵有意义的风 �来一席演讲前，岜農插完的最后一块田 �土人合唱团 �海滩上成片的白色塑料泡沫 �自己在海边搭的舞台 �岜農的农舍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 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 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 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 【时间轴】 00:07 28岁，如何活下去和如何死亡都成为问题 12:23 如果终生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处，我该等在原地吗？ 14:59 死亡太近了，我又回到熟悉的时空黑洞 18:42 原来我是别人幸福的参照系 21:05 一个终末期病人如何洗澡 23:08 有没有针对癌痛病人友好方便的止痛形式？ 24:36 现在才知道症状控制也是难以实现的 26:12 人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啊？我要真实 33:32 在继续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一分钟 �《魔都28岁金融女思维导图自救指南》 �2024年12月31日，经历了4个月的治疗和2次不成功的开腹手术，柱子哥坐在病房晒太阳 �重新梳理上海部分安宁疗护病房的信息 �抗癌博主木豆豆鱼去世，最后一条微博转发了柱子哥的视频：人到底有没有优死的权利，以及肿瘤末期病人面临的困境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 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 【时间轴】 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 01:08 自我的混乱，使得年轻人很难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 11:51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感到抱歉？ 15:07 “老鼠人”是一种自嘲，但也包含了他们的自我攻击 18:55 以前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现在大家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 21:51 我们假设别人的想法，把这当作事实，带着滤镜看待这个世界 26:59 心理咨询室是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间的过渡空间 �王佳莹工作的心理咨询室 �大学生来做心理咨询的主诉原因统计 �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发展阶段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与大约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这150个人会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分成不同的圈层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时间轴】 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 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 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 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 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 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 �树儿小时候 �“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 �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 �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 �“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 �树儿的画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时间轴】 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 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 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 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 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 【时间轴】 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 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 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 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 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 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 �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 �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 �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 �权煜飞 �张展豪 �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 �王路遥 �冯小云 �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 �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 �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 �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 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 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 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 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 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 �“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 �温哥华的海滩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时间轴】 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 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 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 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 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 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 �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 �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 �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 �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 �“新包办婚姻”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 【时间轴】 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 01:36 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而“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 06:13 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 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 08:35 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如果达不到优绩的顶端，就不配享有任何愉悦感和成就感。 10:02 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 14:53 “漠无差别的领会”：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非常之脆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20:40 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心灵的迷失”。 25:30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 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 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 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 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 【时间轴】 00:10 坐在办公室里画图、开会、打电话，房子就一点点盖起来了，根本不需要跟真正的使用者沟通，这让我感觉非常悬浮。我更喜欢看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生活。 03:08 从CBD牛马化身胡同串子，发现居民把生活碎片都延伸到大街上。咱们胡同大爷的包裹艺术，可能离包裹巴黎凯旋门也没多远了。 05:55 公与私的边界相对暧昧，规则也模糊，就催生了很多巧解问题的野生设计。比如：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07:52 空间利用：大爷把代步车严丝合缝地卡进墙的夹缝里，要出来就得翻越车内的空间，从后门爬出来。 10:39 废物利用：矿泉水桶和废弃椅子是胡同居民的两大明星单品。 14:40 防走光：有了大罩子，再也不用担心开关门会走光。无论街上怎么熙熙攘攘，主人依然可以坐在黑布后面喝茶。 16:51 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同款卖鸟车和大号糖葫芦自行车。 22:36 当真实的生活不存在，野生设计也就消失了，但千篇一律的舒适整洁不会刺激和调动人的感官，我们向往的其实是更丰富多样更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间。 �菜场中心之庙 �公寓山寺 �瑞士猫梯 �围观剧组在胡同拍戏，这可能是在拍一个科幻片 �屋脊上的鸽子笼超过了主人自己的家 �胡同里的摩托车vs美国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克劳德的早期作品《包裹摩托车》 �包裹巴黎凯旋门vs包裹胡同里的房子 �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窄巷里的收纳网 �电线杆里的卡座 �“卡车” �悬挂烟灰缸 �窗户上插着汽车后视镜 �治疗颈椎小卖部 �大疆总部vs超载卖鸟车 �大号糖葫芦自行车vs20世纪30年代的糖葫芦摊 �给泰迪剪指甲的塑料袋 * 如果出现图片加载问题，可以移步一席公众号查看全部内容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 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 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 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 【时间轴】 00:07 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4:10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 12:18 我的父亲是生逢其时，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 18:56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熊光琦。他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 23:52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妈妈、熊景明和弟弟 1955年 �妈妈 1934年 �熊家花园 1934年 �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 �妈妈和我 1967年 �妈妈的信 1969年 �爸爸在熊家大宅 1934年 �父亲与好友 1930年 �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 �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 �1937年 �1939年 �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 �熊家全家福 �苏家全家福 �二舅 1940年 �妈妈和我 1946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 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 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 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 【时间轴】 00:05 像我们这样看不到、拿着盲杖到处跑的视障者的确不多，在陌生环境里能独立出行的更是寥寥无几。 04:10 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照顾，这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能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 12:18 其实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 15:42 走到地铁站附近，高峰的时候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会听到广播的声音、自动扶梯转动的声音，还能闻到一种来自地下潮湿的味道。 18:16 如果没有提示音，你们觉得我们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 21:18 导航说“到了”，通常来说是把目的地导到你视线内了，明眼人可能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是视障者还不知道在哪儿。 22:38 好多人没接触过视障人，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你能帮我一下吗，他这想法会非常复杂：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我有没有时间带他去？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我给不给、给多少？ 29:53 如果我们不出来，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 �杨青风所在机构视障者们在做音视频剪辑 �杨青风带领营员做回声定位联系 �《小腿的情人》梁奕轩（全盲）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 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 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 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 【时间轴】 00:08 世界末日，我在上海的街头问陌生人：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 01:56 相信理想的信念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07:56 老天好像在跟我开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 11:10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 17:45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 20:52 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24:08 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26:50 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是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 �《世界与我》里秦潇越遇到的乞丐 �吴卓渊在火车站门口与金牛的合影 �《世界与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 �房君睿修到一半的碗 �房君睿父亲在作画 �房君睿和杨光在家中聊天 �《去哪安家》中沙溪的树屋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 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 【时间轴】 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 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 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 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 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 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 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 �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 �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 �6种不同的柳莺 �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 �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 �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 �斑头鸺鹠（xiū liú） �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 �夜鹭 �白眉朱雀，图by三石 �黄腹山鹪莺 �凤头麦鸡 �白头鹎bēi �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 �灰喜鹊 �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 �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 �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

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 严冬冬是中国阿式自由攀登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追求高度功利主义的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获得快乐，并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存在感。他们大多是世俗生活中的“失败者”，却拥有一份最纯粹极致的理想主义，徘徊在死亡边缘，寻找自由与自我。 在严冬冬去世后的数年，宋明蔚开始走进这群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生命世界，在历史中打捞往事。他想知道，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付出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凝结在《比山更高》一书中，长久地回响。每个人的故事都写满了悲情与荣耀，又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时间轴】 00:10 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登山者，却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 00:57 除了“征服”之外，登山还有什么？“自由攀登者”不为崇高的国家荣誉而攀登，不为个人利益而攀登，只为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攀登。 08:41 “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严冬冬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漩涡，他只想通过攀登来获得自由。但自由也有代价。 14:31 死亡的责任与《免责宣言》 18:45 两种人生观的博弈，对自由攀登者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就像背负荆棘攀登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与自由相随的风险带来的原罪。 27:55 写作《比山更高》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之心、悲悯之心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 喜马拉雅式攀登营地里一个公共的厨房帐篷，在这里能吃到热乎的食物，这在雪山上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幸福的事情。 阿尔卑斯式攀登，没有厨房帐篷和卧室帐篷，可能很多天都吃不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像图片里这样，必须要在雪山上露宿。 中国阿式攀登的代表型山峰——位于四川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海拔只有6247米，但是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有极高的攀登难度。 严冬冬 严冬冬和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幺妹峰南壁的一个中央路线，他把这条只属于他们俩的路线命名为“自由之魂”。 严冬冬和周鹏2011年开辟四川贡嘎山域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自由之舞” 严冬冬（右）和周鹏（左） 2012年，严冬冬发布《免责宣言》 攀登中的宋明蔚 王茁（左）与伍鹏（右）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 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 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 在康复的过程中，张沁文发现互联网上还有很多同样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女生。ED Healer由此而生，组织不只是张沁文和同伴们抱团取暖的渠道，也承担着向外界科普进食障碍的职责，与高校、学者合作，希望帮助进食障碍患者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措施。 传统的科普方式之外，张沁文和同伴们发现艺术更能触及人心。202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600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新展，每一件作品都由进食障碍患者或艺术家创作，背后都是一个进食障碍患者的真实故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我接纳的叙述。 只不过，想要进食障碍患者更好地被看见，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时间轴】 00:09 与进食障碍抗争的第十年，在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当画廊主。 00:59 “你足够漂亮、足够瘦，才可以生活得更顺利”，但生活正随着越来越瘦而变得越来越失控。 03:12 进食障碍是中国人群常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06:35 我到底是在哪个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康复了？ 08:16 一方面，我不是一线的医生，无法直接帮助他们， 另一方面，我也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好像不被允许病情复发。 11:26 当艺术成为破圈的方式，“谢谢你们让疾病变得温柔”。 18:44 “虽然忙了这么久，但我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够了”，整个旅程本身是治愈和完善自我的过程。 爱青《疑似进食障碍》：用画笔探索营养不良的大脑、异样的内感受与行为的相互联系 阿凉《食物之森》：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四五次，画中是一条与食物相关的道路，她需要不断打怪、克服困难，才能和爸爸拥抱。 爬墙媛小菜《瓷盘、木、枣木刺》，“第一次，我真切地感受到进食障碍是一种痛觉，是一种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恐惧”。 牛奶侦探《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